臺灣民俗學者典範│民俗研究史中的劉枝萬與陳奇祿

文/劉韋廷(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關於臺灣的本土民俗研究,其歷史可追溯日治時期幾位日人學者之貢獻,如金關丈夫(1897-1983)、宮本延人(1901-1987)、國分直一(1908-2005)、馬淵東一(1909-1988)等先生,為臺灣民俗研究奠定學術基礎。戰後(1945年起),有不少臺灣本地學者加入研究行列,其中劉枝萬先生與陳奇祿先生是臺灣民俗研究的前輩學者。他們兩位皆生於1923年,劉先生獲日本東京教育大學文學博士,陳先生獲日本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深受日本學風影響,分別以民俗學視角調查臺灣本地文化,在漢人宗教信仰與原住民文化的研究上有卓越貢獻。

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5年),大批的日本學者由於戰敗關係而返回日本,曾留下許多寶貴的調查資料。例如佐倉孫三《臺風雜記》(1903)、小林里平《臺灣歲時記》(1910)、手島兵次郎《臺灣慣習大要》(1913)、丸井圭次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1919)、片岡巖《臺灣風俗誌》(1921)、柴田廉《臺灣同化策論》(1923)、志波吉太郎《臺灣的民族性與指導教化》(1927)、山根勇藏《臺灣民族性百談》(1930)、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冠婚喪祭與年中記事》(1934)與東方孝義《臺灣習俗》(1942)等,形成臺灣民俗學研究之重要基礎。

後來在1965年臺大舉辦「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學術討論會,開啟臺灣研究在學界現身的蒿矢。陳奇祿曾在口述歷史中提及,大會選用這主題的理由在於:第一,歷史文化的探討應以實地研究為基礎,所以區域研究在歷史文化的探討有重要地位;第二,臺灣為一理想的區域研究園地,臺灣地域雖小、歷史雖短,但保有相當完備的文獻和統計資料,又因為移民先後入臺,形成複雜的層次;第三,臺灣雖然有很多地方人士從事鄉土研究,但當時在大學未有其地位,未受社會的注意。[1]台灣研究未受注意的原因,大部分是來自政治上的考量。以下簡述劉枝萬先生與陳奇祿先生在臺灣民俗學的成就。

*本文摘引自《臺灣民俗學青年論集》頁12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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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枝萬先生的宗教民俗學研究

從前我研究的臺灣道教與民間信仰,現在已有許多人投入,不似往昔勢單力薄,且已被承認是一門學科,這是我深感欣慰之處,前人做過的事,後人若想接續,即表示前人的努力有了回應。

──劉枝萬[2]

劉枝萬師承日本民俗學家直江廣治(1917-1994)的治學方法,[3]他以民俗學方法調查臺灣漢人民間信仰,著作有《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中國民間信仰論集》、《臺灣民間信仰論集》、《中国道教の祭りと信仰》、《台湾の道教と民間信仰》等多部中日文專著。事實上,劉枝萬在進入中研院民族所服務之前,即參與南投縣志編寫工作以及考古調查工作,加深他自身的史學訓練和田野調查方法。六十多年前,劉枝萬所編寫的《臺灣埔里鄉土志稿》仍是至今讚譽有加的地方志經典,值得日後想從事地方志研究者學習、效仿。[4]

劉枝萬著《臺灣埔里鄉土志稿》書影,由董作賓(1895-1963)題字

劉枝萬著《臺灣埔里鄉土志稿》書影,由董作賓(1895-1963)題字

值得注意的是,劉枝萬曾說在日本時遇到道教學者福井康順(1898-1991)稱讚《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是研究「活的道教」而不像日本人是研究「死的道教」,指出日本學者大多注重經典考據分析,突顯劉枝萬關注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將田野內容如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其次他關注比較民俗研究,將臺灣與日本的海洋性民間信仰進行對比,分析同樣是四面環海的臺灣與日本都有媽祖信仰、祈求漁獲豐收的神明以及跳海淨港、船祭等祭典儀式,乃至漂流屍的崇拜。劉枝萬認為這是兩個相類似的島嶼,在海洋性信仰的表現。[5]進而提出臺灣民間信仰具有「海洋性」與「內陸性」相對稱的特色[6],增添臺灣民間信仰的豐富性。

《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書影

《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書影

▍陳奇祿先生的物質文化研究

民俗,就是舊有的風俗習慣,是否值得保存,是可以討論的問題。問題在如果我們一味盲目仿效外來的東西,總有一天我們固有的遺存會蕩然無存。所以我認為學者應以民俗的採集紀錄和分析為急務,並對其功能做深入探討。保存民俗是要保存民族文化的特色,而不是把什麼都保存下來,成為生活的累贅。

──陳奇祿[7]

從陳奇祿的口述記錄,得知他擅長繪畫,曾想當畫家,後來因為父親勸阻而打消念頭,是集學術與藝術為一身的博學者[8],著有《臺灣排灣群諸族木彫標本圖錄》、《Material culture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民族與文化》、《臺灣土著文化研究》、《文化與生活》等書。陳奇祿和劉枝萬同樣是中研院民族所的研究員,由於長年在學校教書,與劉枝萬這樣的純學者不同。之後陳奇祿出任機關要職,主導臺灣幾十年來的重大文化政策,是推動「文化資產」的關鍵人物。

《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書影

《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書影

1955年陳奇祿在期刊上發表民俗學論文,他認為民俗學的研究材料可分為二類:(1)傳承文學(以口傳者為主)或俗文學,包括故事、傳說、寓言、笑話等;(2)風俗、信仰、藝能,包括食衣住行的習俗和季節祭祀、競技遊戲等,指出民族學與民俗學不可能截然劃分。[9]

陳奇祿重視民族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特別是台灣原住民的研究,如屏東魯凱族、台東卑南族、南部排灣族等,陳奇祿除了撰寫學術論文,更將獨特風格的史料佐證圖騰繪製下來,舉凡原住民生活器具、排灣族雕刻、阿美族裝飾等,這些圖有些是素描或上彩繪製,也形成他個人極具特色的治學風格。[10]

▍結語

整體而言,民俗學是研究當地的風土民俗、語言習慣、宗教信仰等重要學問,它與人類學有密切關係。如同黃應貴所言人類學家是研究現世活著的人群,是為了解決人類社會所產生的問題,找出人類社會共同的法則。人類學者林美容曾在九零年代呼籲國內大學設立民俗學系,因為民俗是一國之基底的文化型態總體現,沒有設立民俗學系將使得民俗研究缺少學術根基,無法獲得傳承的工作。[11]透過本文所探討的劉枝萬與陳奇祿兩位前輩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理解臺灣民俗學是如何走過披荊斬棘,又崎嶇難行的道路,才能來到今日百花齊放的眾生喧嘩場域。

 

本文作者參與林美容教授訪談工作拜訪劉枝萬先生

本文作者參與林美容教授訪談工作拜訪劉枝萬先生

若沒有前輩學者的努力奉獻,臺灣民俗學的學術根基將無法厚實建立。然而當前的臺灣民俗學應該走向跨學科、跨領域的比較研究,如此才不致於落入邊緣化的處境。不論是宗教信仰或物質文化的研究,兩位前輩學者已經做出最好的示範,是我們亟需努力學習的標竿。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我們更認識臺灣本土自身的民俗文化,為臺灣民俗學的未來繼續打拼,不斷傳承下去。

本文內容取自劉韋廷,〈臺灣民俗學研究典範:以劉枝萬、陳奇祿為討論對象〉,收入楊玉君、洪瑩發、溫宗翰主編,《臺灣民俗學青年論集》,台中:豐饒文化,2016,頁127-149。
(筆者聯絡信箱:smooth7289@gmail.com)

【本文註解】:

[1] 陳奇祿口述;陳怡真撰,《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新北市:國史館,2004),頁85。本次會議紀錄可參見:陳靜遠、黃浚容紀錄,〈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國立臺灣大學二十週年校慶文學院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27期(1966.05),頁37-69。

[2] 劉枝萬口述;林美容、丁世傑、林承毅訪問,《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新北市:國史館,2008),頁272。

[3] 關於直江廣治的著作,可見筑波大學比較民俗硏究會編,《比較民俗研究》第10期(1994.09)的直江廣治先生追悼文章,當中收錄氏著業績目錄。福田阿鳩認為直江廣治的代表作是《宅院神研究》,直江廣治收集大量的宅院神資料,進而對宅院神的祭祀方式進行分析,這是一部充分顯示日本民俗學傳統的作品。詳見:福田阿鳩著;白庚勝譯,《日本民俗學講演錄》(成都:成都時代,2008),頁89-97。比較民俗學是直江廣治長期以來關心的研究課題,詳見:直江廣治,《民間信仰の比較研究:比較民俗学への道》(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

[4] 葉春榮,〈埔里與地方志─介紹劉枝萬著《臺灣埔里鄉土志稿》〉,《台灣史料研究》第五號(1995.02),頁59-65;林蘭芳,〈地方知識的傳承與轉化:劉枝萬先生的「鄉土史」〉,《臺灣風物》第62卷第3期(2012.09),頁101-151。

[5] 劉枝萬,〈臺灣與日本的海洋性民間信仰〉,《臺北文獻直字》第171期(2010.03),頁57-63。

[6] 劉枝萬原著,余萬居中譯,〈臺灣的民間信仰〉,《臺灣風物》第39卷第1期(1989.03),頁79-107。

[7] 陳奇祿口述;陳怡真撰,《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新北市:國史館,2004),頁207-208。

[8] 陳奇祿口述;陳怡真撰,《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新北市:國史館,2004),頁21;高業榮,《溯根‧探源‧陳奇祿》(台中:臺灣美術館,2012)。

[9] 陳奇祿,〈台灣民族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主義與國策》第44期(1955.02),頁18-23。

[10] 李欽賢,〈陳奇祿—臺灣文化守護大臣〉,《鹽分地帶文學》第48期(2013.10),頁40。他曾說自己因為受到這些部落的木雕和刺繡的吸引,而使得他專心於其藝術的研究。參見:陳奇祿,《民族與文化》(台北:黎明文化,1981),頁154。

[11] 林美容,《台灣文化與歷史的重構》(台北:前衛,1998),頁175-179。當中陳奇祿提出臺灣土著研究與中國人類學的發展,並且將臺灣土著研究分為五期,分別是:(1)十七世紀至1895年、(2)1896年至1909年、(3)蕃族調查會時期、(4)1928年至臺灣光復、(5)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成立的時期。請見〈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國立臺灣大學二十週年校慶文學院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27期(1966.05),頁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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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溫宗翰

關於作者 smooth7289

熱愛民俗、鄉土文化的臺北人。目前從事宗教研究,歷史與文化等相關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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