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城迎春牛：關於歷史經驗、新興節慶與文化資產的省思

圖文：蘇峯楠（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017年初，臺南市舉辦了一場「丁酉年迎春禮民俗活動暨踩街嘉年華」。活動內容主要是將安南區土城鹿耳門聖母廟所打造的春牛、芒神像，移請到舊城區的大東門前，先由市長賴清德主祭，再以踩街活動方式，將春牛迎入城內。活動最大賣點，就是標榜重新復辦以往府城著名的迎春古禮。

由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迎春牛（張耘書攝影提供）

官辦儀典中的農耕生業與國家治理

臺南市東門城圓環的大東門，是往昔臺南府城的舊城門之一。它有「迎春門」的別名，典故來自每年立春時節，會在大東門舉辦的迎春禮。也因此，今日大東門外的東門路二段一帶，曾經有「春牛埔」的古名。

古時府城是如何在這裡舉辦迎春禮的呢？依清治時期方志及採訪冊的記載，衙門事前會先做好春牛與芒神像，安奉到大東門外的春牛亭。立春前一天，城內知府、海防同知、知縣等官員，會身穿正式官服，率領衙門眾職員到場致祭。完畢後，將春牛、芒神像迎進城內，鳴鑼喝道、巡遊市街，最後至衙門安奉。

到了隔天，也就是立春當天，會在衙門舉行「鞭春禮」。長官要手執柳枝作鞭，向春牛像擊打三下，再向春牛、芒神像作揖，最後將之火化。至此，整套迎春禮才大致告成。

事實上，迎春禮不只臺南府城有，其他有地方官員駐在的城池或地點也會舉行，儀程大致類似。所以像彰化市（彰化縣城南門口）、嘉義市（諸羅縣城南門外）、高雄鳳山（鳳山縣城東門外）、雲林水林（疑與笨港縣丞駐地西北方有關，待考）、澎湖東衛（澎湖通判駐地文澳之東）等地，都曾留有「春牛埔」的地名。

這種儀典的辦理與經費支出，皆由官府負責。主要目的除了順應時歲、恭迎芒神，常見的解釋還有官員帶「勸農」之意，提醒社會記得按時開耕。由於米糧生產對於傳統國家田賦稅收至關重大，在這種官辦儀典中，可能還蘊含了農耕生業與國家治理之間特定的統治目的與互動關係。

地方參與及歷史經驗的延續

即使迎春禮由官府主辦，卻不是與民眾全然無關。上述春牛迎入城後，會先在城內巡遊繞境，推測城內民眾會列街旁觀，可能就已有某種程度上的參與互動。日治時期連橫〈臺灣史跡志〉即載：「春牛過處，男女雜觀，衣香旗影，相錯於途，亦太平樂事也。」

另外，片岡巖《臺灣風俗誌》記載，鞭春禮結束後，民眾會去爭撿因鞭打而脫落掉到地上的春牛像碎塊，回家灑在牛舍或豬舍，期盼家畜能夠免於疾病、興旺豐肥。這並不屬於官方儀禮程序的一部份，而是民眾後續自發行為，與民間風俗習慣產生了對話與交集。

日治時期，府城迎春禮即告中斷，但在1935年2月為配合開山神社（今延平郡王祠）例祭，大天后宮重新發起繞春牛活動。當時有各廟團體及商舖參加，陣頭藝閣花燈盡出，繞行範圍自大天后宮、祀典武廟所在的西門路、民權路一帶，延伸到臺南州廳前方（今國立臺灣文學館）、開山神社等處，十分熱鬧。

在此，春牛意象似乎沒有因清朝官員離開，以及日治時期產業結構、社會文化與生活作息的改變，跟著完全消失於府城場域裡。其一部份意象尚遺留在民間歲時記憶中，由寺廟承引之，一度再現為節慶內容。這或許是立基在先前即使是官辦儀典、仍有人們加入的參與經驗。

歷史民俗元素與近代新興節慶

不過看起來，大天后宮主辦的繞春牛，只是一個臨時舉辦的特別活動而已。在那之後，春牛活動並沒有真的因此形成常態延續的習俗；只是，府城人多少還是記得「迎春門」與春牛的掌故。

1975年，市政府整建大東門圓環，府城國際獅子會就順勢捐建了「春牛圖」及廿四節氣的雕像，置於圓環內大東門前方。雕像委託府城名師邱火松（1929-2014）雕造，藉以追溯此地迎春牛的歷史。2017年為了配合迎春牛活動復辦，春牛圖雕像還被重新塗漆。這個狀況說明了，春牛已不再位處於當地人們民俗與信仰脈絡中，只作為人們追尋地方歷史記憶的節點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幾年後，舊城區外的寺廟引用了迎春牛概念，發展出一套仿古創新的節慶活動。

最晚在1983年2月，安南區土城聖母廟就搭配元宵節活動，舉辦了民俗技藝大展、煙火表演及「迎春牛」活動。之後發展出「摸春牛」儀程，大家可以按照口訣，摸牛像的不同身體部位，有不同的祈福方式，如「摸牛嘴，大富貴」、「摸牛耳，吃百二」、「摸牛卵，家貨剩億萬」等。另外也再發展出「搶春牛」，即在活動尾聲，開放參與活動者上前拆搶春牛像本體，拿取部分碎片，以祈求好運與庇護。至今，煙火表演與春牛活動每年還在持續舉辦，成為該廟在每年元宵節的特色活動。

土城聖母廟的春牛活動，並不是直接承襲自府城迎春禮的脈絡，也不屬於當地聚落原有文化，而是近年引用了歷史民俗元素，設計出部分象徵意涵及規矩儀程（像是訂在元宵節舉行，而非如府城於立春舉行；或又發展出搶春牛活動，而非如府城將春牛視為儀禮用具，最後火化），創辦出一種迎合年節觀光氛潮的新興節慶活動。

在逐年維持舉辦下，搶春牛與煙火秀不僅吸引本地人，連大量外縣市民眾也來共襄盛舉；而每年越形擁擠與激烈的搶春牛，也受媒體報導及大眾注目。但這看來，其實相當類似英國歷史學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人所提出的「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離真正的地方社會傳統與日常生活文化，仍有一段距離。

關於被發明的傳統，延伸閱讀：平溪天燈節是民俗嗎？由超度到祈福、個人到節慶的孔明燈

文化資產保存概念及其適用性

近年，土城聖母廟有意將春牛活動申列為市定民俗，也就是《文化資產保存法》所制定的「民俗及有關文物」類無形文化資產。這裡頭，有些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及討論。

首先是，於近代被創設的新興節慶，能算是一種「民俗」嗎？

從活動形式來看，它確實逐年持續辦理，並能反映出一部份當代人群集體活動及其社會意義。但是，若論及「民俗」本質，觀察焦點應仍在於：人們如何接受、認識、記憶與參與了活動或觀念的運作，並是否已在民間社會累積出一種約定成俗、共同傳承，及接載文化的底藴，成為民眾生活文化儀軌的其中一環。就此來看，即便新興節慶擁有部分民俗元素，但是否具備這般習俗深度？筆者認為或許未盡然。

至於，新興節慶又是否能援引《文化資產保存法》，認定為一種「無形文化資產」並加以保存呢？

所謂以《文資法》為基礎的文資保存工作，是政府自外部介入保存、維護，甚至搶救具有特定價值的人類文化成果或遺跡，使之成為永續共存的文化遺產。因此，除了界定是否為「民俗」、是否擁有珍貴文化價值及獨特代表性以外，更需思考的是：在社會環境變遷或其他因素影響下，其是否漸趨式微、稀有、甚至瀕臨中斷滅失，而有傳承與延續上的危機或迫切性？如此，或許才更需要公部門透過施行文資保存，進行指定登錄、調查研究、長期追蹤記錄、保存維護、擬定傳習推廣或再利用計畫等工作。

在尚未具備形成民俗的充分條件、也尚未確認其與地方生活文化的連結關係，甚至難以合適引用文資保存概念的前提下，筆者認為，近代新興節慶可能還不太適合以《文資法》指定或登錄為法定文化資產。

小結：對人們生活及其文化意義的關注

對一項人文活動判定其是否為「民俗」或文化資產，並不只是要單純區分或審視是否符合定義而已，而是要確認其與人群及社會保持著什麼關聯，並進一步探究背後歷史變遷、社會發展、人群活動的原理與意涵。這般細緻理解人們的生活及其文化意義，可以說是民俗學的旨趣之一、文化資產保存工作的主要目標，也是民俗本身蘊含的主要價值所在。

站在這個觀點，回頭審視臺南市此次所舉辦的重現迎春禮活動，筆者認為，相較於從其它地方借用春牛與芒神過來展演，真正站在府城自身脈絡來舉辦，嘗試將曾經存在於儀禮中的官民互動與社會文化圖像，呈現給當代府城空間及市民，也許更能達到與往昔歷史經驗進行互動，及相關展示推廣的效果。

（本文同步刊載於「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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