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非政治正確：知識與權力的傲慢無法解決香火問題

2017-07-27 編輯部風入松：百家爭鳴

文／郭應哲（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景程（東海大學政治系學生）

「儀式有其亙古性與不變性，理性主義往往只認為其迷信反智，卻不知道儀式有跨越時間與空間，給予人們更高權威的能力。」

──David I. Kertzer《儀式、政治與權力》

在傳統社會裡面，我們通常會聽到「傳香火」這個詞。代表是家庭必須要有後代供奉祖先牌位，表示宗族繁衍不絕；而民間信仰當中，香火更為重要。一間廟可以沒有神像；絕不能沒有香爐。當若是村庄公廟沒有香火，甚而會被當成「敗庄」，也就是村庄的原住民全都不見了。

香火建構靈力，香爐更是不可或缺的載體（溫宗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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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而知，「香火」在傳統民間社會脈絡儀式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在民間社會中「共善」(common good)的構成，則是依靠著儀式的不停進行，使個體不停的內化與傳承，才能延續群體的生命。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說：「美德要靠不停地實踐才能獲得。」

如果，政府或部分著名大廟，貿然欲抽去傳統民俗宗教內，最為普遍與重要的儀式象徵，恐難免被質疑知識與權力的傲慢，更可怕的是不無可能，衍生是否違反民主基本價值，違反民俗宗教基本邏輯的問題。

信眾相信宮廟主爐的香灰可以保平安（柯懿修攝）

民主的基本價值在於參與，事實上，「參與」也是民俗宗教處理公眾事務的基本邏輯。先不論政府針對燒香化金加強管制政策，是否事先與臺灣民眾有良好之溝通，在日前艋舺大廟龍山寺作出「封爐」決策時，我們尚看到許多當地的老居民，爭往被封的內殿主爐，勺最後的香火，不禁令人懷疑，龍山寺與境內信徒的溝通是否充分？抑或只是廟內董事會，頭人們一廂情願的迎合流俗與公權力單位。總之；是否將「環保普世價值」，不批判的全盤接受了，卻遺忘了廣大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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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倫理學的核心：目的論(Teleology)來看，有一項很重要的原則：「正義要問目的。在決定誰有什麼權利之前，要把該種社會機制之目的（本質）搞清楚。」就廟宇在燒香化金這項民俗信仰核心儀式價值，欲作出重大政策變更的時候，必須要先搞清楚廟宇存在的本質是什麼。

所謂公廟，除了有安定境內平安的信仰功能外，其從政治人類學的角度看，更大的功能，是庄內討論公共事務，作出重大公共決議的場所；因故，我們也將庄頭大廟稱為「公厝」。換言之，傳統公廟一項重大的功能，也就是提供一個良好的場域與機制，給在地居民參與公共事務。此恰恰符合亞里斯多德「目的論」中，國家與社會，給予個人價值極致培育發展的功能。

準此，公厝內作成的決議，代表了當地的「公共意志」(public will)，其決定，必須要讓眾人參與，表達可否贊同。在廟內辦事，即便是提供個人的扶乩請鸞等等，也被稱之為「公事」；公眾事務；其理在此。

民俗唯有親自參與才能理解其本質（溫宗翰攝）

此一機制也充分的表示了民俗宗教擁有相當的「住民自治」性質，職是，居民基於群體共善之追求，所作成的決議與傳統，政府不能隨意地以公權力干擾甚至凌駕。。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今天政府的決策，我們不免要懷疑，是否政府只是召集各地頭人來為政策背書，而這些頭人究竟代表多少境內信徒的意志，並無法判斷。頭人們是否過於討好當權，也待討論。在沒有經過充分溝通討論的情形之下，作出如此重大的決定，也難怪爭議如此激烈。

公廟的本質，其實是展現了當地公共意志的重要場所，這是民俗信仰的重大命魂，政府必須要正視這點，且將其列為最重要的原則。也就是說，對於當地公廟所做的政策，若無法得到當地信眾與神明的認可，皆可視為赤裸裸的國家暴力，甚而可視為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行為。一個優質民主社會，應該避免民粹，以及可能滋生的類法西斯狂熱。

以管制燒香化金事來說，有些人會舉高雄右昌元帥廟當例子，認為就算沒有燒香化金，也不會有什麼影響。但究其實情，高雄右昌元帥廟早在1929年便由主神降旨，禁止中元普渡，改為春秋二祭；1963年要求信眾不要殺生、禁燒金銀紙箔，改以清香、鮮果、清茶、香花祭祀，成為右昌地區的廟宇特色。這正是當地神明與住民，主動改變，共同遵守的習俗，不折不扣，是當地的共同意志，具有正當性。也是在地住民主動作成的改變，與現今政府類強迫式的做法不同。反可以為本文主張之佐證。

此次風暴，重點不在減不減或滅不滅香，而是政府破壞了民間社會民俗宗教長久以來建構的共善模式，甚而箝制地方社會的自主性，這才是我們要批判與警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