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炎憲談劉枝萬:建立臺灣學術傳承與民俗學的奠基

編按:劉枝萬教授於2018年元月6日晚間離世作仙,民俗亂彈希望能特別介紹這位臺灣民俗學者的典範。首篇文章,我們希望讓讀者了解劉枝萬教授之所以被譽稱為「臺灣民俗學奠基者」的緣由。本文實為兩篇文章之合編,作者是已故的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前一篇文章,來自《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的序,從文字可以發現,心懷臺灣主體性的張炎憲老師,文中不只表達對劉枝萬先生的尊崇,同時也嶄現他對建立臺灣學術傳承、扎根臺灣土地研究的思索。事實上,他形容劉枝萬先生樸實、不苟、認真,恰恰也是許多人對張炎憲老師的感受,而與張炎憲老師熟識後也能感受到他的親切溫暖。此處第二篇談劉枝萬教授踏實謙遜的研究態度,總是殷勤地為臺灣民俗學作田野、積澱學理;事實上,張炎憲老師自己也是勤作口訪,為臺灣史不斷深掘。閱讀完這兩篇以後,禁不住就會懷想起這兩位同為臺灣研究學術典範的前輩。以下文章特別感謝曾任主秘的黎中光先生協助向師母林琇梨女士取得授權,後續民俗亂彈將還有對劉枝萬教授之介紹,敬請期待。(温宗翰)

燦笑的張炎憲老師(廖建超攝影)

建立臺灣的學術傳承

文/張炎憲(前國史館館長)

 

我有個夢想,想建立台灣的學術傳承。

在日本留學的時候,看到日本學界重視師承關係。師承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也是建立學術傳統的重要依據。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導入歐洲學術,聘請外國學者來日本講學。日本人經過學習的階段,在地化外國學術,成為自己的傳統,傳授給下一代,而建立起日本學術的特色。

我相當嚮往日本建立學術傳承的方式,就想有朝一日,台灣也能像日本一樣,建立起自己的傳承和台灣學術的獨特風格。

回到台灣之後,我常常思考這個問題。進入中央研究院工作,因為台灣史的關係,常常到民族學研究所,因此認識了劉斌雄先生和劉枝萬先生。從他們的身上,我發覺到學術傳承的存在。我一直想做劉斌雄先生的口述訪問,可惜他已去世,而失去機會。

沿著四分溪,走到研究院,是我到研究室常走的路。有時會在民族所或中研社區碰到劉枝萬先生。見面次數多了,就愈來愈無所不談。劉先生面帶嚴肅,寡言少笑,給人一種不易親近的感覺。但熟識之後,卻是談笑風趣,再也不覺得嚴肅了。

從他的言談之中,我看到跨越兩個時代台灣人的身影。他樸實內斂、不擅炫耀、默默工作、不求聞達的作風,是上一輩台灣人的風範,也是在大時代變局中培養出來的堅忍精神。我常常思考台灣前輩如何跨過兩個政權的漫漫長夜,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展現自己的才華。

從劉先生的身上,我又察覺到他有一股無奈與堅忍的氣質。他不想講過去,對很多事情總帶著灰暗或自嘲的態度,這不是對自己沒有自信,而是對時代變局的感傷和哀愁。台灣人經過兩個外來政權統治,多少也會染上這樣的性格。但這樣的性格未必不好,反而能夠看透事理,了解世事滄桑而瀟灑自在。劉先生就是在無奈的自我氛圍中,努力打拚再打拚,而走出一條學術研究的大道。

1937年,15歲時到日本讀書,1945年9月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46年回到台灣之後,在埔里初中擔任教職,隨即展開埔里鄉土研究,而結識金關丈夫、宮本延人等日本學者。這注定他日後走入民俗研究,建立他與日本學術之間的傳承。

戰後,台灣學術界多由中國來的學者所掌握,因此造成台灣學術的源頭是來自中國、而中國的學術比台灣進步的觀念。其實,這是片面之言,只道出部分事實,而不是全貌。台灣受到日本殖民統治50年,日本學者來到台灣研究,建立起學術研究的基礎,台灣人無形中受其影響,也建立起與日本學術界的傳承關係。劉枝萬先生就是其中一例。

劉先生以實地田野調查的苦功夫記錄台灣道教信仰的實況,並以此深入研究,獲得日本學界的重視,頒與博士學位,且數次到日本講學,參與學會活動。他不只學術上受到日本影響,在為學精神上,樸實、不苟、認真的態度,也感染日本學者的作風。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台灣學研究被壓制、被歧視。那一代的台灣人如果堅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往往會被監視與排斥。在這樣無奈的大時代裡,一個人要堅持自己的興趣,不受外在環境影響,必須要有一顆炙熱的心,赤子的熱忱,默默耕耘的決心,才能耐得住寂寞,始終如一,而獲得榮耀與地位。從劉先生的身上,我發覺他有這樣的特質。他有那份台灣人以緘默、努力來完成自己的追求,證明自己的存在,向灰暗大時代抗議的精神。

台灣學術研究有其多元性,有其歷史發展下的因素,有研究者個人的特質。這些都是台灣學術的特色。我期待這份特色是經過實實在在的努力與檢驗,在台灣土地上建立起學術傳承與典範。

2007年張炎憲老師為劉枝萬老師慶生(摘自《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

臺灣民俗學的奠基者

 

劉枝萬先生今年1月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退休了。數十年來一直從事民俗學的研究,成果卓著。適逢退休,特別為文介紹劉先生的生平。

劉先生於1923年,出生於台灣中部,風光明媚的日月潭附近的山間小村落,是漢人和原住民雜居的地區。由於是地主之家,生活稍有餘裕,因此小學畢業後不久,隨著當時的風潮,遠渡日本東京求學,進入
中學讀書。因對中國學(漢學)感到興趣,有志於人文科學的研究,所以在中央大學預科畢業之後,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本來想讀中國俗文學,但沒有這門課,所以進入東洋史學科就讀。

當時的日本,由於南方熊楠、柳田國男的努力,日本民俗學已漸成立,台灣受此影響,由金關丈夫等人成立了《民俗台灣》,正式展開台灣民俗的調查與整理。

1946年,劉先生回到台灣,在故鄉的中學教歷史,也開始調查鄉土史的資料。當時,台灣研究的風氣逐漸興盛,不僅新設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也在各縣市設立文獻委員會。1953年,南投縣文獻委員會成立,劉先生以委員的身分赴任,從事縣史的研究,完成了《沿革志》、《革命志》、《教育志》、《風俗志》、《人物志》諸篇。1958年,轉任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擔任採集組長,主要進行宗教調查的工作,開始民俗學的研究,〈台灣省寺廟教堂調查表〉的出版即為其成果之一。

1962年,轉任台灣省博物館,負責整理館藏台灣關係資料。

1965年,轉入新設不久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致力於中國民俗的研究,《台灣民間信仰論集》和《中國民間信仰論集》即其間研究的重要論著。

1969年底,劉先生以外國人研究員的身分赴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進修一年。鑽研在日本文化中所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課題,同時也在這個時期建立了民俗學研究的理論基礎。此後,幾乎每年,都赴日本
短期調查研究,加深和日本學界的交流。1977年,以論文《中國民間信仰研究》(出版時改題為《中國道教の祭りと信仰》)向東京教育大學申請學位,獲得文學博士榮銜。

回顧過去65年來,劉先生的生涯,除了在故鄉的幼少年時期外,大概可分為在東京的求學期和在台灣的研究期。前期,劉先生開始接觸異國文化的衝擊,他常說和日本人為伍,一起競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對於身心都是很好的試煉。戰後劉先生到日本研修以至獲得學位,可說是因有戰前在東京求學的基礎而得以完成。日本的中國學研究,有其深遠的傳統,具備相當高的水準,這是舉世皆知的事。跟中國學相比,日本民俗學的成立相當晚,吸取歐美的研究成果之後,才急速發展,到大正時代才漸漸奠立了日本民俗學的基礎。日本民俗學相當重視田野調查工作,這種堅實的研究學風,成為劉先生研究學問的方式和典範。

後期,由於任職機關從基層漸漸升至中央機構,劉先生研究的對象和地區,越來越形擴大。

劉先生在南投縣服務時,為了縣志編纂,而從事地域研究,雖然地域不大,但需要實地調查,因此不儘限於歷史,從民俗到考古各分野,都不得不涉獵。轉任台灣省文獻會職務後,為了採集全台灣的資料,工作極為繁忙。由於日治時代宗教調查資料很多在戰火或戰後混亂期中佚失了,不得不再調查,因此傾全力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這是一件龐大的工作,可惜由於離開省文獻會,以至於無法全部完成。

由於受到民族所第一任所長凌純聲先生的賞識,劉先生得以進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由於中研院是全國最高的學術機關,學術性的要求更加嚴格,劉先生乃傾注於民間信仰和道教的研究。由於現實上的限制,無法前往中國大陸實際田野調查,因此在台灣做精緻的田野工作,再以大陸的浩瀚文獻資料做為補充印證,完成了中國道教研究的大著。20多年來,劉先生勤於田野採集工作,資料可說堆積如山,而常自
感歎,研究發表趕不上資料累積的速度,因此退休之後,仍將傾力於研究工作。

在民國初年,中國人自己才開始研究中國民俗學,中山大學《民俗周刊》是當時代表性的刊物,劉先生常說可惜由於戰亂,至今中國仍然無法建立中國民俗學的基礎,這個不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在傳統的「舊中國」,士大夫階級對民俗有根深蒂固的蔑視觀念;另一方面是1949年之後,民俗被認為是舊文化殘毒而加以迴避不予重視。相對中國人對於中國民俗研究的不振,外國人的研究反而有助於中國民俗學的提升,尤其近年來外國人對民俗研究的關心有逐年增高的趨勢,更促進了中國民俗學的發展,不過也不能說外國人的研究就沒有極限與弱點。

由於近年來工業化的發展,導致社會經濟的劇烈變化,古老的風俗習慣、信仰漸漸改變。要進行調查研究,倍加困難。劉先生常感歎,不僅難於培養出新的民俗專業研究人員,連資料的收集工作在今後也將遇
上更多的困難。

台灣民俗學的研究,雖然曾出現過許多民間學者:吳新榮、廖漢臣、石陽睢、朱鋒、吳槐等致力於地方資料收集工作,但民俗學者仍相當地缺乏。一位民俗學者,不僅要對研究有興趣,更需要長期勤於田野
採集、記錄,並加以整理。

劉先生常說民俗學是肯定「現象」,採訪觀察,沒有好壞高低的價值判斷在內。民俗學沒有一定的方法,需要自己親身從田野工作中去體會。劉先生認為台灣民俗學尚未確立,目前是努力做田野工作的階段,收集資料素材是很重要的工作,日本經過長時期的田野調查工作,才建立了日本民俗學的地位,台灣在這方面需要更加努力。

劉先生常自比為愚人,才選上這條「太陽照不到」、不被重視的研究領域,需要投注很多的時間和精神,但效果回收卻常常不能成正比。40幾年來,就這麼忍受風雨,在田野工作中,孤獨地走過了。現今退休了,只不過是職位工作上的退休而已,劉先生對民俗學的研究仍將持續不斷,因為他有個期待,希望台灣民俗學有一天能成立,而他的研究成果能做為催生或奠基的工作,如果能夠這樣,縱然辛苦,也感到值得。

2015年日本政府頒授「旭日章-小勛章」予劉枝萬教授(引自中央社資料照片)

延伸閱讀│劉韋廷:民俗研究史中的劉枝萬與陳奇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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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亂彈是由一群長期關注臺灣民俗學發展的研究者合作組成之共筆部落格。 亂彈亦即北管,具雅俗共賞特質,曾是臺灣最廣泛的流行音樂。 我們期待在當下生活節奏中, 與社會大眾一起探討民俗思維, 鼓吹臺灣社會對民俗學領域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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