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營三月扛大轎:看見六姓構成的庄域社會

文/張耘書(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專案企劃師)
圖/陳韋誠(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民俗亂彈編輯)

每三年一次的下營玄天上帝廟遶境,不僅展現下營地區人們對信仰的熱情,也見證著地方社會的形成,透過各種儀式互動,見證人神共域的社會關係。

下營的社會結構是以當地六姓為基礎而發展,先民多來自漳州的龍溪、詔安、漳浦、平和、南靖、海澄、長泰,以及泉州的同安、晉江、南安、惠安、安溪等縣,大致有沈姓、陳姓、洪姓、曾姓、姜姓與其他姓氏合稱的什姓等「六大姓氏」,在下營庄各佔一角繁衍後代,並各自建有宗祠,分別為沈姓「武德宮」、陳姓「福昇堂」、洪姓「義興堂」、曾姓「三省堂」、姜林姓的「龍泰堂」(姜姓祖籍漳州府龍溪縣,奉姜亮為開臺祖,因其年老無子,故領養原籍漳州府長泰縣林姓為養子,並冠姜姓,以「姜林」姓以表示姜姓林裔。宗祠則以姜姓祖籍「龍溪」與林姓祖籍「長泰」合為「龍泰堂」),以及其他姓氏的各角頭廟(如公園角的朱姓「朱安宮」、埔口角楊姓「埔口宮」、以及埔尾角「地藏宮」)。

三年一科遶境大典可以說是下營人的總動員

六姓的分布不僅與境內聚落有一定關係,且透過祭祀活動與公田耕作凝聚族姓之間的認同感,並以上帝公為共同信仰,形成以各姓角頭廟與大廟(下營玄天上帝廟)的從屬關係,即在鄰里有各姓宗廟作為同姓宗族的精神中心,地方則以上帝公為首作為信仰與公共事務中心,達到地方共治以及維持社會關係。

早年六姓分布地域範圍明顯,在各自家廟尚未建立前,由各姓宗族推舉族內大老,直接組成玄天上帝廟廟產的管理組織,由於這些多為宗族內有名望的人,因此在清領與日治時期,也扮演著參與治理下營的重要角色。

明治31年(1898),日人頒布「臺灣地籍規則」及「臺灣土地調查規定」,設置「臨時土地調查局」,辦理土地調查及測量,要求地主重新登記地籍,而六姓向來有公田耕作制度,當時為避免被強制課稅,六姓耆老遂共議將田地申告為「武承恩」名義(為下營玄天上帝廟祭祀公號,「武」指武當山,以上帝公修行之地冠於名稱之首,再取「承蒙其恩」,有承受上帝公恩惠之意),將耕地、厝地139甲及其它土地面積共達160餘甲,以玄天上帝廟為土地所有權者,藉以免徵租稅,致使上帝公一夕之間成了下營最大地主,也因此當地才有俗諺「第一好額(hó-gia̍h)上帝公」,指的便是玄天上帝廟的富有!

姜林姓的角頭廟六興堂主委代表獻香

六姓並成立「下營武承恩六姓財產管理會」管理所有財產,訂定輪耕規則,如此,不僅避免日治時期繳稅的規定,在戰後國民政府進行土地改革時,也因武承恩農地由下營六姓每六年分耕輪流耕作,並非出租,才免於被徵收的命運,得以完整保留。

而這些土地由六姓輪耕或出租,歸六姓共管,不僅成為強化宗族聯結的重要因素,且由於多數土地皆位在下營核心區域,在後來市街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更適時的提供許多公共建設,如學校、市場、公園、停車場等用地,使得下營擁有更完備的公共設施,也成為下營地區共治意識與團結的原因。六姓宗族之間,透過上帝公的信仰,凝聚向心力,六姓共治也形成下營獨特的社會與權力結構。

下營扛大轎遶境大典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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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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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專案企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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