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年端午特輯(四):道教逐瘟與端午競渡的斂毒習俗

文/謝宗榮(輔仁大學進修部宗教系兼任講師)

過了霪雨菲菲的梅雨季節之後,時序即進入悶熱的陰曆五月,而五月初五日的「端午節」即是在這個月份中最受矚目的民俗節日,也是年中最重要的節日。端午節又稱為端陽節、重五節、五月節,是漢人社會一個相當古老的節日,它的起源很早,據考證早在屈原誕生之前,漢人就有過端午節的習俗了。在北半球,農曆五月的季節約在二十四節氣的「立夏」之後,也就是說正是暑氣開始高漲、蚊蚋爬蟲大量滋生的時節。因此在漢代之前,五月即被視為「惡月」,而五月五日則是「惡月惡日」,因此到了一日,就必須進行驅邪的活動。例如《風俗通義》一書中記載:漢代習俗在端午節當天,要用青、赤、黃、白、黑等五彩絲編成細索,繫在臂上,稱為「長命縷」,以之驅病去瘟,除邪毒止惡氣,而達到延年益壽的目的。時至今日,民間仍有用五色絲線編成的細繩繫在手腕上,來祈求吉祥的作法,正是漢代過端午節習俗的遺存。

根據六朝粱‧宗懍《荊楚歲時記》一書中的描寫:「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床薦席,及忌蓋屋。五月五日,謂之浴蘭節,四民並賜百草之戲,採艾以為人形,懸門戶上,以禳毒氣;以菖蒲或鏤或屑以泛酒。是日競渡,採雜藥。」時至今日,臺灣漢人社會在端午節時仍流傳著懸掛菖蒲榕艾、配戴香包、張貼五毒符以辟邪毒等俗。自清代即已存在的,透過龍舟「競渡」以祭江、驅水疫之文化,自1970年代以降,在政府推廣之下,更成為臺灣端午節各普遍而受矚目的民俗體育競賽。

二龍競渡之龍船為台灣傳統形式。(邱彥貴攝影)

二龍競渡之龍船為台灣傳統形式。(邱彥貴攝影)

舟船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藉由舟船的運輸可以從此岸到彼岸或是漂離自己所屬的境域,因此也被運用於民俗與宗教信仰中,成為重要的儀式媒體。由於在古代漢人社會的龍神信仰中,龍與水的關係密切,龍被認為是水中最主要的神獸而有龍神崇拜,因此便將龍神信仰與舟船結合,而有龍船、船舟的說法,並運用於以驅瘟逐疫、押送邪祟的習俗和儀式中,在端午節時進行龍舟競渡,就是起源於這種驅邪的信仰。由於端午節在歲時節氣中接近立夏,乃是一年之中暑氣開始熾盛的時節,許多瘟疫病毒也開始繁衍傳播,尤其是透過水為媒介,經常造成重大的病亡情形。因此中國古代在近水域的地方,就普遍發展出結合龍神信仰的龍舟競渡習俗,透過舟船化的龍神之力量,以競渡展現出來的陽剛之氣,來驅逐潛藏在水中的疫氣和邪毒。

 

鹿港龍舟下水前道士點睛。(謝宗榮攝影)

鹿港龍舟下水前道士點睛。(謝宗榮攝影)

 

鹿港龍舟下水祭江。(謝宗榮攝影)

鹿港龍舟下水祭江。(謝宗榮攝影)

目前臺灣各地所見的龍舟,在造形方面常見在船艏、船尾分別加上龍頭與龍尾,並在船身兩側船舨彩繪龍麟,而在建造完成後,必需經過開光點睛儀式,才能正式下水,進行祭江、競渡。但臺灣早期端午競渡所用的龍舟並沒有龍首和龍尾的裝飾,而是以傳統的木造舢舨為主,在舢舨船艏兩側繪上一對眼睛,並在船身兩側彩繪龍麟,目前宜蘭礁溪二龍村的龍舟仍保存這種傳統造型。1970年代為了增加龍舟競渡的可看性,才在舢舨加上龍首與龍尾而成為臺灣目前普遍可見的龍舟造型。

臺北龍舟為1970年代所發展出來的造形。(謝宗榮攝影)

臺北龍舟為1970年代所發展出來的造形。(謝宗榮攝影)

龍船競渡果如一般人所以為的是為了紀念屈原、尋找屈原屍體嗎?還是更為普遍的「驅逐水疫」?筆者在20多年前偶然收藏到數張以「龍船」為主的舊版新印之大型版畫,其中一對兩幅版畫之原印版,初考應為清代以前流傳於江南至閩南沿海地區的式樣,圖像是在龍船之上搭乘了許多古代人物,其造形多作穿著明代服飾之官員,上方橫框內除了「收瘟斂毒」、「集福迎祥」題額之外,密密麻麻羅列了一堆不同職司的「官銜」。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即是「東方行瘟張元伯使者、南方行瘟劉元達使者、西方行瘟趙公明使者、北方行瘟史文業使者、中央行瘟鍾仕季使者」等五位,而這五位「行瘟使者」恰與臺南府城頗具盛名「五福大帝」、「五部靈公」相當雷同,其組合更早在六朝時的道經《女青鬼律》即已出現。其次為十二地支年的行瘟使者與十二月令行瘟使者,前者即與南台灣地區所興盛的十二值年瘟王頗有雷同之處。而這些「使者」,目前在南臺灣道士所行「王(瘟)醮」的「請神」與「和瘟」科儀中仍持續被「啟請」。

清代送瘟船版畫左幅。(楊永智版印、謝宗榮攝影)

清代送瘟船版畫左幅。(楊永智版印、謝宗榮攝影)

清代送瘟船版畫右幅。(楊永智版印、謝宗榮攝影)

清代送瘟船版畫右幅。(楊永智版印、謝宗榮攝影)

臺灣屬海島形地理環境,又位於亞熱地區,自明末以來即被視為「瘴癘之鄉」,因此西南沿海與澎湖地區自清初以來即有延請道士舉行「瘟醮」以驅逐瘟疫之俗,如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陳孟林修《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斂金造船,器用幣帛服食悉備;召巫設壇,名曰王醮。三歲一舉,以送瘟王。醮畢,盛席演戲,執事儼恪跽進酒食;祭畢,乃送船入水,順流揚帆以去。或泊其岸,則其鄉多厲,必更禳之。相傳昔有荷蘭人,夜遇船於海岸,疑為賊艘,舉砲攻擊,往來閃爍;至天明,望見滿船皆紙糊神像,眾大駭;不數日,疫死過半。近年有輿船而焚諸水次者,代木以竹,五采紙褙而飾之。每一醮動數百金,少亦中人數倍之產;雖窮鄉僻壤,莫敢怯者。」這類記載一直到成書於日治初期的《安平縣雜記》,都不斷的出現在清代南部地區的方志中,也具體呈現於嘉義以南沿海地區的「送王船」之俗。

臺諺說:「未食五日節粽,破裘毋願放。」陰曆的端午節約在二十四節氣的立夏之後到芒種之間,正是暑氣漸興、蚊蚋毒蟲開始叢生之時,尤其是被統稱為「瘟疫」的病毒、細菌,在醫藥未發達的年代往往引起人們的恐慌。誠如明・謝肇淛(1567-1624)《五雜俎》所載:「閩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請邪神香火奉祀於庭,惴惴然朝夕禮拜,許賽不已,一切醫藥付之罔聞。不知此病原鬱熱所致,投以通聖散,開闢門戶,使陽氣發洩自不傳染,而謹閉中門,香烟燈燭焄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癒,又令巫者作法事,以紙糊船送之水際。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閉戶避之。」《安平縣雜記》也記載當時白龍庵送瘟船的情形:「近海庄民有王爺醮,十二年一次,用木製王船,禳醮三日,送船出海,任風飄流。間有王船停滯他庄海岸,則該庄亦要禳醮;不然,該庄民人定罹災禍,此有明驗也。……六月,白龍庵送船,每年由瘟王爺擇日開堂,為萬民進香。三天後,王船出海(紙製王船)。先一日殺生,收五毒諸血於木桶內,名曰千斤擔,當擇一好氣運之人擔出城外,與王船同時燒化。民人贈送品物、米包,名曰添載。是日出海,鑼鼓喧天,甚鬧。一年一次,取其逐疫之義也。

因此,為了避免瘟疫之發生,除了基本的漢醫藥以及向保生大帝、神農大帝等醫藥神祈求之外,最興盛的反倒是延請道士舉行「瘟醮」,祈請行瘟使者不要行瘟,更進一步希望將可能的瘟疫帶走,而這些行瘟使者最為人熟悉的,就是盛行於臺灣西南沿海、澎湖地區的瘟神王爺、千歲爺了。如著名的臺南市西港區三年一科的「西港香」王醮,每在陰曆四月中旬舉行(三年一大科,其餘兩年亦有請王,未遶境)即是最佳的例子。此外,由於臺灣的環境氣候不同於唐山地區,自清初以來,原本在瘟疫發生之後所舉行的送瘟船儀式,也變成每年或隔數年舉行一次的循環式、預防式之防疫儀式。這類儀式恰恰與端午節的「競渡驅疫」形成異曲同工之妙。在南瀛台江地區送王船習俗中,所造之王船又被稱為瘟王船,也是龍船的化身,也正與端午競渡的龍舟相呼映,王船在建造完成之後以及龍舟在下水之前都需要開光點睛,所差別的主要是送王船之前多要舉行「和瘟」、「祭船」等道教科儀。

西港香送王奠祭龍船。(謝宗榮攝影)

西港香送王奠祭龍船。(謝宗榮攝影)

西港香送王道士持「押江旗」在船尾押船。(謝宗榮攝影)

西港香送王道士持「押江旗」在船尾押船。(謝宗榮攝影)

職是之故,在昔日經濟情況欠佳的地區,若無力建造瘟船以送瘟疫者,或即以焚化大型神禡版畫來代替送瘟船進行驅瘟逐疫。而從古代的道經所載,如《太上洞淵神咒經》:「道言:今世人病者,連子所為也,天遣十二種力士收之。自今聞太上三洞法師道士,救護病人,轉經行道。男女之人,作齋之家,若不助道士,令生人病復不瘥者,斬殺之,不恕矣。」(卷之四、殺鬼品)一直到當代烏紅兼行靈寶道壇、法派所傳承的「處理」(預防、驅趕)瘟疫的諸般科儀如「和瘟」、「祭船」等,在「知其名、知其形」即可令其畏懼的信仰心理之下,瘟醮之舉行也持續盛行至當代。而再加上漢人民間信仰素有「諂神媚鬼」之俗,行瘟使者也成為收瘟斂毒之神,甚至成為守護之神。

戰後由於政權之更替,昔日端午競渡驅疫、祭江的習俗被後來「政策性」的「附會」之說所逐漸取代,其原始意義也被許多人所遺忘了,獨留送瘟船之俗在道教逐瘟傳統與民眾心理需求之下,被一代代的保存下來!

本文同時刊載於:獨立評論@天下│民俗亂彈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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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溫宗翰、官怡杏

 

謝 宗榮

關於作者 謝 宗榮

1960年出生於南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 現職耕研居宗教民俗研究室主持人 私立輔仁大學進修部宗教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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