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解明清時期臺灣金銀飾發展史

圖文:李建緯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副教授)

飾品是人們裝飾自我,顯示個人對身體高度興趣的鮮明證據。它反映了社會象徵、宗教信仰、審美品味與佩戴者的身份地位。金銀之所以被製成飾品,與其材質幾項優點有關,即審美價值(光澤度)、經濟附加價值(稀有度)、不易生鏽(抗氧性)以及加工容易(延展性高)。

就目前臺灣當代金工飾品創作風格來說,主要遵循著歐美的工藝美術傳統;其實臺灣本土自鐵器時代以後,便已開啟了貴金屬製品的使用,如臺東白桑安遺址、臺北八里十三行文化等史前遺址,以及稍晚的各族的原住民配件等。而臺灣金銀飾品的發展,應分成兩個時段:前段屬於南島語族的金屬器時代;後段則屬漢人為主的歷史時代。隨著漢人自閩粵移居臺灣,人口數量增加,臺灣原住民的金屬工藝僅一小部分繼續發展(如蘭嶼),而漢人貴金屬工藝,則後來居上。

明鄭時期

1953年,臺南地區清理的幾座明鄭時期墓葬,是研究臺灣早期漢人金銀飾件極為重要的材料,36座明墓中,26座位於臺南市,其中出有金銀首飾的分別是洪夫人墓、黃公墓、許懷冲夫婦墓與許申墓。洪夫人墓出有銀戒指1枚;同樣在臺南市東郊虎尾寮社後園的「黃公墓」,則出有銀髮簪一件(圖1),全長13.6 公分,簪首尖圓呈鳥首狀,兩側有圓點狀突鼓,寬0.7公分,重11克。[1]

圖1

圖 1:臺南市東郊虎尾寮社後園「明顯考黃公墓」銀髮簪,圖版:盧泰康教授提供

許懷冲夫婦墓發現金銀首飾最多,屬男性金銀首飾有銀束髮冠1件,女性有金耳鉤1對。[2]許懷冲夫婦墓的金耳鉤(分別長2.42、2.53公分),造形上為勾耳的細金線作S形,前端焊有一空心圓球之物,但二件圓球皆已凹陷(圖2)。在圓球末端皆見有有乳凸狀,原先應焊接有另一圓球;亦即是原來應是葫蘆造形之金耳墜。

圖2圖2:金耳鉤一對(女性),臺南市許懷沖夫婦墓,南明時期,圖版:盧泰康教授提供 圖3

圖3:銀(?)束髮冠,臺南市許懷沖夫婦墓,南明時期,圖版:盧泰康教授提供

束髮冠部分(圖3),冠前後寬、左右窄,頂部有五道凸梁,冠下的正、背面各有一穿孔,係作為以簪固定頭髮之用。其位置相當特殊,與大陸所見前後窄、左右寬的束髮冠造形略有不同。冠上隱有織品痕跡,推斷可能是原來所罩的巾幘殘痕。[3]

另有許申墓,出有荷包嵌金玉束(圖4),扁長方形白玉片,長2.5公分,厚0.33公分,中央的錢幣紋,係有鏤空黃金處理。這類物件,應是荷包上的束具,係作為束緊荷包帶口的一種配件。根據實際所見材料,一般臺灣清代荷包束口多屬玉質(圖5),許申墓的荷包嵌金玉束飾以黃金,顯示其消費能力更高。

圖四

圖4:許申墓,出有荷包嵌金玉束,圖版:盧泰康教授提供

圖五

圖5:臺北市北投文物館,清代繡花荷包,束口處為白玉,圖版:筆者拍攝

臺灣漢人早期這種穿金戴銀的傳統其實與明清時代中國大陸沿海有關。明末福建紹武府「簪珥必珠玉,……甚至鏤金銀以為器…」[4]原本尚儉之風逐漸追求奢靡「女飾似擬於妃嬪,徘優至有黃金橫帶者。」[5]考古實物亦可找到呼應的證據,南京中華門外鐵心橋明代墓出土一對葫蘆形金耳環(圖6),與許懷沖墓的金耳勾幾乎一樣,[6]而這種葫蘆形金耳環在宋代首飾中已見。根據揚之水的考證,這類耳環因為二珠相累,故又稱「二珠環兒」。[7]

圖六

圖6:明葫蘆形金耳環‧南京中華門外鐵心橋出土,圖版:《明朝首飾冠服》,頁140

圖七

圖7:明金束髮冠,南京江寧殷巷沐昌祚墓,圖版:《明朝首飾冠服》,頁53

許懷沖墓的另一件銀質冠頂,同樣可在南京中華門外鄭府山明墓雜寶紋金包髻、南京江寧殷巷沐昌祚墓金束髮冠(圖7)見到類似造形。[8]這些證據皆說明了臺南市南明墓出土的金銀首飾,具有明代風格。

清治時期

關於清代以後金銀首飾的用途,比起前一階段更廣泛。不論是婚嫁(項鍊、戒指、髮簪與頭冠)、嬰兒彌月或周歲(金銀鎖片)、為長輩祝壽、神明生辰或還願(金牌或金身),甚至是親人逝世,也都使用金銀飾品。

根據簡榮聰研究,清代銀飾種類主要是作為頭飾用,其種類有:(一)冠:如女性使用的鳳冠、兒童所帶的太子冠、狀元及第帽,以及男性帽頂所用的頂戴等皆屬此類,其中鳳冠使用最多,造形也最繁複;(二)髮類飾:有單股的簪或雙股的釵,特別是以大量金銀珠翠點綴之金銀簪,插於婦女包頭上,如文獻提到「用珠網束髮,下垂珠結寶石數串,兩鬢已以珠花、珠結、珠蝶等捧之。」[9]簪釵一類的造形,在清代臺灣所見首飾中最為多元(圖8),材質上搭配有翡翠、白玉、寶石、珊瑚、翠羽、琺瑯、珍珠、珊瑚等,工藝上則大量使用掐絲、纍絲、打造、鏨花,題材有花卉、鳥蟲、吉祥圖案、神獸、人物、魚族、樓閣、佛教圖像等;除了簪釵類,其它頭飾還有步搖、梳背、扁方、帽花、花鈿等,但數量不及簪釵一類;(三)耳飾類,有耳環、耳墜等,部分造形複雜,如黃金博物館藏耳墜二對,使用了大量的纍絲工藝。[10]

圖8未命名

圖8: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所見清代鎏金銀簪,下圖銀含量82.9%、銅12.8%,圖版:筆者拍攝。

除了頭飾,另還有頸部裝飾的(四)項飾:有項鍊、項圈、胸佩(圖9)等;(五)腰部裝飾的金銀腰帶、腰佩(圖11)、香墜子等,上述配件佩繫在腰間,也具有緩步作用,行走發出聲音;還有手部裝飾的(六)釧、環、鐲等(圖10、12);以及(七)手指裝飾的戒指、指甲套等;(八)腳部裝飾,如腳環等;(九)其他類,如鈕釦等。[11]整體來說,這些銀飾品的種類、造形或紋飾,皆屬於中國大陸清代傳統。

圖9

圖9:麒麟送子鎏金銀胸佩(牌飾),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藏,清後期至日治時代,銀含量65.2%、銅18.2%、其它金屬含量16.2%,筆者拍攝。

透過XRF金屬成分檢測,[12]以萬和宮文物館藏銀飾為例,成分中銀含量相當不一致,有從93%(圖11)、83%(圖8、12)、65%(圖9)、57%(圖13)、或其它施測的3成,甚至有不含任何銀成分者(圖10),顯見清代到日治時代銀飾的銀含量並無一定標準,甚至有以銅代銀的現象。

圖10

圖10:填燒琺瑯鎏金扣環手鐲,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藏,清後期至日治時代,銅含量50.6%、鎳25.5、鋅23.8%,筆者拍攝。

圖11

圖11:銀腰佩,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藏,清後期至日治時代,本體銀含量93%、銅6.3%,筆者拍攝。

圖12

圖12:鎏金手鐲,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藏,清後期至日治時代,銀含量82.6%、銅11.35%,筆者拍攝。

部份銀飾也有結合西方銀幣之實例,例如臺中萬和宮文物館所見的填琺瑯蝴蝶形銀項圈(圖13),在鍊間垂掛的10件小飾片中,上方6件左右對稱之圓形飾件,實為西方錢幣(番銀),其它則為葉形飾片。這種銀鍊上串掛錢幣的作用,係臺灣民間為祈求孩童能順利長大之習俗。下方垂掛的蝴蝶形垂飾經成分檢測,其銀含量為57.5%、銅41.2%;銀幣的銀含量較高,達85.6%、銅為13.6%。

填琺瑯蝴蝶形銀項圈上的錢幣正面為側面人頭像,周圍寫「EDWARD VII KING & EMPEROR」,字體中央挖孔以串接銀鍊(圖13右);背面中央寫「5」,周圍寫「STRAITS SETTLEMENTS‧FIVE CENTS 1910」。透過其西元年款可知,銀幣頭像應為英國國王愛德華7世;另一枚則落1920之西元年款。透過上述的銀幣可知,填琺瑯蝴蝶形銀項圈之造形雖屬清代常見者,但其年代應為日治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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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填琺瑯蝴蝶形銀項圈,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藏,日治時代,筆者拍攝。

在上述的清代金銀飾品中,最複雜的莫過於鳳冠,主要使用於結婚時,平日不用。清代徐珂在其《清稗類抄》指出「無論品官士庶,其子弟結婚時,新婦必用鳳冠霞帔,已表示其為妻而非為妾也。」[13]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藏有銅質鎏金鳳冠一件(圖14),器長30公分,寬30公分,重173克,器身主體為圓弧形帽框,框內有鏤空之卷草紋,並加以點翠。帽框正面鑲有三開間之塔閣,兩側為飛鳳、仙人童子等題材。原物定為明鄭永曆年間,由於和清代婦女首飾常見之纍絲點翠鑲珠工藝、點翠等技法呼應,應是清代文物。[14]值得注意的是,鳳冠上有「彩鳳」二字方款,應為作坊名稱。

至於清代臺中林家傳世的「五品以上命婦鎏金鳳冠」(圖15)高36公分,寬32公分,在鳳冠上以鳳凰為主體,塔牌鏤有「聖旨」二字,鳳冠周邊環視銀花,並有「奉天皓命」四字圓牌。無獨有偶地,林家同樣收藏一件新娘鎏金鳳冠(圖16),高24公分、寬30公分,製作不及前者精細,但中央也見有「皇恩」二字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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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藏有銅質鎏金鳳冠,圖版:盧泰康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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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左):臺中林家所藏舞品命婦鎏金鳳冠。圖16(右):臺中林家新娘鎏金鳳冠。圖版:簡榮聰,《臺灣銀器藝術》上,頁53。

這類鳳冠和中國大陸所見明清鳳冠一脈相承。北京定陵出土的明萬曆孝端與孝靖兩位皇后四頂鳳冠,冠上分別有12龍9鳳、9龍9鳳、6龍3鳳與3龍2鳳冠,為明晚期實例。其冠上飾龍、鳳母題,並以大量纍絲、鏨花、點翠等技法處理(圖17)。《明史‧輿服志》提到,后妃與命婦應戴鳳冠,而這樣的傳統,為清代漢人女子所保留。現藏於南京博物院,1972年發現的江蘇豐縣沙河果園李衛夫婦墓,出有一頂金鳳冠(圖18),冠上的「奉天誥命」四字圓牌,值得注意的是和臺中林家相似,而冠上則飾以2龍15鳳,並嵌有多塊玉石,重達1公斤。根據《清史稿‧李衛傳》,李衛生於康熙26年(1687),卒於乾隆3年(1738),因此該頂鳳冠應屬於清代前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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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左):明代晚期孝端皇后鳳冠,明定陵出土。 圖18(右):清初期「奉天誥命」金鳳冠(南京博物院),江蘇豐縣沙河果園李衛墓出土。(兩圖皆筆者拍攝)

除了實物,臺灣清代的金銀飾品圖像也見於臺灣民間的祖先畫像或寺廟彩繪中的婦女形象。筆者於彰化大村鄉貢旗村賴環翠堂與武魁祠採集到的8幅祖先畫像,其中4幅女性畫分別是14世何坤貞畫像(圖19)、第15世鄧慈惠畫像(圖20)、第16世劉嗣音畫像(圖21)與第17世蕭忍畫像(圖22)。透過大村賴氏祖先畫像題贊與族譜可知,四幅畫作年代分別是嘉慶末年、同治8年(1869)、清末以及大正12年(1923)。

14世何坤貞畫像,頭戴3鳳金冠,鳳冠上方中央為一樓閣造形之頂簪,鳳冠左右兩端簪上鳳紋金步搖,戴有金耳飾;15世鄧慈惠畫像,頭戴金質鳳冠,冠之中央為冠上有文字,中央為「奉天」,由右至左書有「誥命安人」,鳳冠左右兩端有步搖簪,雙耳佩戴金質耳墜;16世劉嗣音畫像,頭戴金質五鳳冠,鳳冠上綴有紅色繡球,可能受到戲服的影響。而中央為一樓閣造形之頂簪,鳳冠左右兩端有錢幣紋的金步搖,雙耳佩戴金質耳環;17世蕭忍畫像頭冠表現手法,與劉嗣音幾無二致,雙耳也佩戴金質耳環。

上述四幅畫像的鳳冠與首飾造形,代表了清代中期至日治時代,漢人對其女子在正式禮儀上應有穿著打扮的想像,其中的鳳冠造形,與江蘇豐縣李衛墓出土者相似;至於頭部兩側的步搖簪,與霧峰林家所藏五品命婦鎏金鳳冠以流蘇裝飾的手法,略有不同。其他民間常見的女性祖先畫像首飾,大約也有相似的配件,顯示金銀首飾不只是身體外表配件,更是正規場合與社會位階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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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14世何坤貞畫像(嘉慶末年),耳飾改繪,原為耳墜。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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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15世鄧慈惠畫像(同治8年),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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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6世劉嗣音畫像(清末),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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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7世蕭忍畫像(大正12年),筆者拍攝

 

新竹新竹市長和宮門口彩繪宮娥形象(圖23),頭戴步搖簪、鳳形女冠、冠前有金頭箍,腰間有明式腰帶。步搖簪插在宮女頭部兩側,各為單股串珠,下接一似玉璜構件,其下再分成三股,末端則有小圓珠,色白似白玉或珍珠一類寶石。其形象並非滿族女子的首飾,係漢族女性裝飾傳統,且應是延續自明代婦女的傳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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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左):新竹市長和宮門口彩繪宮娥形象,頭戴步搖簪、鳳冠。圖24(右):北京故宮珍寶館展示清代「銀鍍金串珍珠流蘇」。(筆者拍攝)

在彰化大村祖先畫像或門口彩繪宮娥中步搖簪,筆者於北京故宮珍寶館展示的「銀鍍金串珍珠流蘇」見到類似實物(圖24),可見步搖在清代也稱為流蘇。而圖像中白色,可能是仿珍珠材質的一種表現。

另外,針對清代文獻中屢次提到「納采,簪珥綢帛(中略)送銀簪二」等說法,顯示清代應當遺存大量的銀飾品;然而,透過清代漢人墓葬的金屬飾品出土實際情形來說,如臺南水交社墓葬、[17]雲林嘉義的古笨港遺址[18],似乎仍是銅質飾品佔多數。

本文同時刊載於:獨立評論@天下│民俗亂彈專欄

本篇文章,原文係(李建緯,〈臺灣傳統金銀飾品初探〉,《黃金博物館學刊》第4期,2016年1月,頁20-47)摘節一部分內容修改

【註解&參考】
[1] 盧泰康,〈臺南地區明鄭時期墓葬出土文物〉,《美術考古與文化資產》(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年 12月),頁114-115。

[2] 朱鋒,〈臺灣的明墓雜考〉,《臺南文化》第3卷第2期(1953年9月),頁490;盧泰康,〈臺南地區明鄭時期墓葬出土文物〉,頁113-114。

[3] 盧泰康,〈臺南地區明鄭時期墓葬出土文物〉,頁111。

[4] 韓國藩等,萬曆《邵武府志》卷十,風俗,頁18。轉引自徐曉望主編《福建通史》第四卷明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61。

[5] 邢址,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風俗,頁44。轉引自徐曉望主編《福建通史》第四卷明清,頁364。

[6] 南京市博物館編,《明朝首飾冠服》(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140。

[7] 揚之水,《中國古代金銀首飾(三)》,頁606。

[8] 南京市博物館編,《明朝首飾冠服》,頁49-54。

[9] [清]葉夢珠,《閱世編》,轉引自孫彥貞,《清代女性服飾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頁42。

[10] 簡榮聰,《臺灣銀器藝術》,頁51-114。

[11] 簡榮聰,《臺灣銀器藝術》,頁51-188。

[12] 本文所列各件文物成份檢測分析,採用α6500-手持式 X 射線螢光分析儀(XRF),分析模式: Alloy Plus,檢測時間為2015年8月18日。感謝南藝大盧泰康教授提供檢測。

[13] [清]徐珂,《清稗類抄》第1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6196。

[14] 盧泰康(計畫主持人),《府城登錄文物研究計畫──明鄭時期文物清查與分級建議期末報告書》,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委託辦理,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執行,2009年1月,頁92-93。

[15] 簡榮聰,《臺灣銀器藝術》上,頁53-54。

[16] 孫機,〈明代的束髮冠、荻髻與頭面〉,《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頁303-333。

[17] 盧泰康、李匡悌,《發現臺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09年11月。

[18] 何傳坤、劉克竑,《雲林縣及嘉義北港溪古笨港遺址「崩缺溪」地點搶救考古調查及評估計畫》,行政院文建會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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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溫宗翰、官怡杏

關於作者 李 建緯

現任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專任副教授兼所長。主要專長為台灣民間宗教文物、「古物類」文化資產普查與分析、中國金銀器研究。近年主要協助文化部文資局執行全國文物普查輔導中心等工作。 出版專書有《聖物廕福興:大里杙福興宮文物的文化資產分析與詮釋》(2017)、《中國金銀器的時尚、表徵與技藝》(2013)、《(第二期)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2013)、《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2012)、《俎豆千古‧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2011)。 此外,有多篇論文涉及到台灣民間古物研究與調查,如〈大里杙福興宮二媽軟身神像研究--歷史、物性與主體性〉(2016)、〈臺中市萬和宮金屬鐘研究--試論其所反映的產銷問題〉(2016)、〈臺灣傳統金銀飾品初探〉(2016)、〈臺灣媽祖廟現存「御匾」研究:兼論其所反映的集體記憶與政治神話〉(2014)、〈臺灣西部媽祖廟既存石香爐調查與研究〉(2013)、〈彰化定光佛廟調查與研究--其歷史、文物與信仰〉(20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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