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中元風雅習俗──鬥寶文化

2017-08-21 編輯部百家春｜亂彈專欄, 短文精選

文：李世偉（東華大學臺灣文化系副教授）

在現代化浪潮與政治社會發展衝擊下，傳統歲時節日近半個世紀來，大多漸趨平淡、聊備一格，今人大多僅視為一種文化鄉愁的懷想矣。

然而，中元節卻獨樹其盛，直到今天，一旦到了農曆七月，全臺灣莫不為了「普度」大事積極奔忙，梯山肉海酒食高塔的陳列，耗費極大的精力與物資。這種龐大的民間動員力，由於耗費極巨，歷代以來經常為統治者、革新習俗人士批判，並呼籲改良之。時至當代，諸般現代價值如環保、護生、簡約的提倡，中元普度習俗的「改良」之論，更經常端上檯面鼓吹之，諸如統一祭典、減少燒紙錢、不屠豬隻、節約祭品等。這一類的論見固有高明之處，但皆認為傳統的中元普度多有缺陋，故必須「改良」之，卻忽略了過去中元節其實有許多「良俗」，只是被我們遺忘了，或許「鬥寶」文化便是一例。

雖然普度文化中的鬥寶文化已經消失，但在許多特殊節慶活動中，依然可以看到類似的情境，圖為鹿港魯班公宴，展示為知名漆器藝師王清霜之作品。（劉懷仁攝）

所謂「鬥寶」便是公開展現個人所珍藏的古董、文物、古書、珍玩、字畫等，傳統社會中有此雅文化賞玩品味者，多為地方上領導頭人或士紳文化人，他們將平時所珍藏的文物珍品，利用節日慶典的時機公開展示，因物品寶貴，且相互間有比較、競爭的意味，故曰「鬥寶」。「鬥寶」這種文雅的習俗，不僅展示於中元節，在許多民俗節日，乃至民間建醮法會等慶典也舉行之，大約便是利用這種全民歡慶、熙來攘往的慶典的時機，一方面展示社會領導者的文化品味，一方面也讓尋常庶民一窺平時罕見文物，藉此增益文化知識，在民俗節日中呈現風雅況味，於是雅文化與俗文化自然地交融為一，中華傳統文化也作了一次整合。

2015年新港奉天宮百年大醮錫器展示即是鬥寶文化的一種（劉家豪攝）

「鬥寶」的習俗至少在明代中葉便於文獻中可見，到了近代，中國與世界大規模的接觸，國外人士亦多有記錄該習俗，光緒八年，西方傳教士在《萬國公報》中便記有：「今中國非無喜藏書博物之輩…製古器字畫花草即依切奇觀，亦屬不少，嘗於賽會建醮知辰，美陳於廟宇祠壇之內，任人觀瞻，以誇奇美，可知藏書博物華人亦以是心」，在那個國力凋蔽，帝國主義蔑視東方的時代，西方有識者對中國這種展示藏書雅物的「鬥寶」習俗與風雅文化，顯然印象深刻，並認可中國確實是雅好古器圖書的文化之邦。

日本殖民臺灣時期，對此一習俗亦有記載，著名的宗教舊貫調查官員丸井圭治郎，在其名著《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中便記有：「做醮（建醮祈安醮慶成福醮完醮），是大祭…由有資產者有志者或其他個人共同建天師北帝城隍福德觀音五大壇，祭日時競向陳列各式金屬古董書畫等，以誇其勝」，文中所指的「鬥寶」活動為民間常見的建醮場合。但建醮為單一性的活動，相較下，中元普度長達一個月，城鄉各地又普遍舉辦，在時間空間上更形規模盛大，因此「鬥寶」文化更在南北各地經常可見，即便偏遠離島之地的澎湖亦傾力展現，明治三十八年（1905）的《臺灣日日新報》記載有澎湖境內某鄉之中元普度，設五坐排壇：「內所有應用之玩器雜物，以及字書碗盤等件，各不辭勞瘁，連日奔走借貸，或央親睿代為請假…」，澎湖素有「無三年好收」之稱，經濟生產條件一向欠佳，卻為了在普度中能夠充份展示古玩器物，積極奔走借貸，共襄中元慶典。離島如是，在臺灣本島境內更是風華萬千、文采紛然。整個中元節便形同一場文化嘉年華，有心人足可游走各地，遍觀形形色色藏於民間的文化藝術精品，既豐富中元節日的風采，也增益民眾的文化品味。

2015年新港奉天宮百年大醮交趾陶競鬥展示（劉家豪攝）

隨著近年對臺灣本土文化的認識深化，許多人對民俗節日多能正面以待，例如基隆中元祭為地方各大家姓輪值舉辦，具有高社會整合之意義，但藉由中元普度以及其它節日、建醮歡鬧場合舉辦「鬥寶」，使的雅文化與俗文化充份共生交流，其實更具有文化整合的意義。遺憾的是，由於近半世紀來快速的社會變遷，加上地方領導人之文化素養已變，民眾已逐漸遺忘了此一宗教文化傳統，在2009年的宗教博覽會中，宗教團體「玄門真宗」曾委託學者王見川教授，規劃宗教經典、古文物之展示，引起一些重視。當然，「鬥寶」的內容有更多的想像空間，手工藝品、文創產品都可以更為擴充其意涵，這端賴有識者與民眾的認知與實踐，讓我們重拾起失落的風雅傳統，度過一個富有文化品美感的中元佳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