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與科學：臺灣漢藥科學化的推手

2018-01-17 編輯部圖文故事, 百家春｜亂彈專欄

文／陳柏勳（長庚中西醫雙主修畢業，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生）

早期臺灣環境瘴氣時疫盛行，雖然原住民族在生活中累積了一些醫療保健經驗，但仍缺乏完整醫療照護體系，藥材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眼裡僅是極具經濟價值的商品（如：香料）而非藥品。將藥材視為中醫藥專業使用的藥物，須待中醫醫術傳入臺灣，1684年臺灣納入清朝的版圖，中國華南地方移住臺灣的人口增加，臺灣與中國沿海地區之間的帆船貿易日趨興盛，臺海兩岸的藥材交易，便透過所謂「藥(材)郊」的專門組織來對臺灣的中藥店進行配銷業務。

傳統中藥行是臺灣早期生活不可或缺的醫療照護系統，圖為金門後浦的存德藥房（張靖委攝）

日治時期，販賣中藥者稱為「漢藥商」，即現今普遍所稱之「中藥商」。當時日本政府對於漢藥商政策，亦如同1901年漢醫師之縮減政策，不再發放許可證，任其逐年遞減（劉士永，2010）。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採納民政局長後藤新平（1857-1929）的建議，在臺灣設立公衛醫療機構與制度，創立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等醫師培育場所，然而藥師養成之教育制度卻付之闕如，更無在臺灣舉辦的藥師考試制度，欲學習藥學者皆須負笈海外。

漢藥與西醫的交會

首先要介紹的第一位人物，是出生臺中清水的顏焜熒。他曾前往大阪大學藥學部求學，認識當時生藥學國際泰斗木村康一教授（1901-1989）。大學畢業後追隨木村康一教授赴京都大學，因同辦公室的關係，認識了日本長倉製藥老闆長倉音藏的獨生子長倉吉宏（1932年出生），在長倉吉宏的引薦下，擔任長倉製藥研究部門部長。長倉音藏原本擔任現今武田藥品工業株式會社的藥師，1956年在漢方醫藥的基礎上，獨自創立長倉漢方藥局與製藥所，將祖傳「長倉泌尿煎」飲片藥方改良並商品化，更將原本煎煮繁複的藥材，改良成可以直接服用的濃縮製劑，當時蔚為風尚。

臺北醫學大學生藥學研究所名譽教授顏焜熒（引載自台北醫學大學網站）

另一位人物則是出生彰化和美的許鴻源。1937年於臺灣嘉義農專畢業後，他在家人及基督教長老教會的支持下赴日求學，原本就讀明治學院的社會福利科，但中日戰爭在即，社會氣氛肅殺，為避免就讀法政領域被刑事警察盯上，許鴻源只好轉學報考明治藥專。中日戰爭日益嚴重，日本學生畢業後多加入戰爭，許多公立醫科大學招生不足，1941年藥專畢業的許鴻源因而在進修醫科與藥科間猶豫。最後是寄宿家庭主人，精神科醫師加藤普佐次郎博士（1887-1968），鼓勵他研讀中國藥學。許氏遂進入東京大學藥學系生藥科（研究所）就讀，畢業後繼續留在東大學習科學研究技術，直到二戰結束。

戰後，許鴻源帶著妻小從日本回到臺灣，在彰化開展「家庭成藥」的順天堂製藥事業，但起初銷售狀況不佳。1946年他到臺北拜訪東大校友、時任臺灣大學附屬醫院藥局長的塚本赳夫（1897-1977），適逢臺灣省衛生試驗所初成立，缺乏人力，因此同年12月許氏便被推薦到試驗所工作。在衛生試驗所服務期間，許鴻源每年都會邀請日本學者到台灣演講。1962年經木村康一教授的介紹下，許鴻源以台灣衛生當局人員的身分到日本拜訪小太郎藥廠與長倉藥廠，因而與時任長倉藥廠製藥研究部的顏焜熒相遇。

當時臺灣並非缺乏製作藥粉的技術，傳統中藥房遵循口傳心授以及實際操作的身體知識進行藥材的炮製，透過藥缽、藥船碾槽、藥篩即可將藥材輾粉，藉由將蜂蜜加熱淬鍊就可將藥粉製成藥丸。然而許鴻源與顏焜熒所移植的技術跟傳統不同之處，是工業革命及現代社會興起所出現的標準化流程。顏焜熒回憶當時標準化製藥過程，以「麻黃湯濃縮製劑」為例，須遵循確立的抽取標準作業流程，「麻黃湯一日量的處方內容（依循診療醫典）麻黃5.0gm、杏仁5.0gm、桂枝4.0gm、甘草1.5gm。調劑法：以20倍的水煎煮至半量。例：310ml（45分鐘煎煮至半量）→155m。」更用生藥學的試驗方法來檢定抽取的產率，一改傳統以「取微似汗」作為藥效的評估指標，採用Ephedrine（麻黄素）、Amygdalin（苦杏仁苷）、Glycyrrhizin（甘草甜素）等萃取純物質當作標準。

知名藝師李梅樹為許鴻源博士夫妻所繪畫像（轉引自台美史料中心）

移植與挑戰

然而，引進新事物並非一路平順，特別是中藥這類傳統的醫療用品，不僅要克服異地移植的環境障礙，更有傳統使用者的質疑。技術問題是台灣海島型氣候的濕熱環境，難以複製日本相同的製造方法，亦不利藥品的保存，常因藥品發霉、潮解、黏度增加等原因被消費者退貨，在在顯示科學中藥作為一種技術物，在異地移植初期的衝突矛盾。因此，顏焜熒只得用手工持續開發中藥的現代製程。他將傳統煎煮流程煮出的飲用份量，以類似做麵條的方式選用各種黏著劑吸附湯藥並揉成長條狀，再分成豆粒大的圓球讓日曬或風吹加以乾燥，他笑稱自己是「米苔目師傅」，但強調「別人做的米苔目只能當飯吃，他自己做的米苔目，卻還有好多的科學原理在裡面。」

顏焜熒最後找到符合臺灣環境的新製程，將中藥製劑「科學化」，根據許鴻源負責的藥物學術研究機構－臺灣必安研究所的說法：「目前，明載於查驗登記須知，可以直接使用的賦形劑有乳糖、澱粉；而且添加比例以1比1為參考原則，實則依不同製劑浸膏吸濕特性而定…一般而言，以賦形劑與乾燥浸膏之比值在0.8比1最為普遍。」換言之，氣候環境與藥材特性成為技術在異地移植遇到的問題，一旦突破此門檻後，也成為臺灣有別於原技術之特色。

另一方面，中藥濃縮製劑並不受當時民眾歡迎，民眾認為中藥應以傳統方法煎煮。如1989年10月28日消基會就在中國時報消費版專欄以〈科學中藥，藥到命除？〉為題，寫道「在服用科學中藥時，建議消費者不要找不該賣藥的人買藥，不吃來路不明的藥物…更積極的方法是，親自到中藥店或青草藥店，依據中國國藥選集中固有藥方，選配藥材…不要隨便接受所謂科學化的中藥丸、粉。」文中不僅看出當時應有許多打著科學中藥販賣成分不明的中藥製劑，也看到當時科學中藥尚未被社會認可，仍處在不穩定的狀態與傳統中藥市場競爭。

為了消除民眾及中醫師的疑慮，許鴻源常邀集各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於全省各縣市巡迴舉辦座談會，也在「正聲廣播電台」利用學者（如：中國醫藥學院藥學教授那琦、中國醫藥學院醫學教授黃維三、台北醫學院藥理教授顏焜熒）宣傳科學中藥的好處，聘請日本學者來臺演講，延攬名醫馬光亞駐診使用科學中藥，甚至用遊覽車載臺灣所有中藥房老闆與中醫師到臺北參觀製藥過程。最後真正讓此技術／產業網絡得以在臺灣穩定的關鍵，在於技術的標準化製程符合政府「中藥科學化」的政策方向，獲得藥廠優良製造規範（GMP）的認可。藉由法規的制度性保護，科學中藥避開跟傳統中藥市場的競爭，甚至在1995年列入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給付內容，成為當今民眾的生活經驗其中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