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懸命留遺著：劉枝萬先生新書《臺灣の法教》書後語
文/林美容（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
劉枝萬先生（1923-2018）是我在學問上私淑的前輩，他於1989年1月自中研院民族所退休，而我自1982年3月到民族所任職，因此1982年至1989年之間，前後約有七年的時間，我們在民族所共事。我初到民族所時，民族所舊館（現中研院行政大樓）時期，我忙於完成博士論文的親屬稱謂研究，和劉枝萬先生接觸並不多，直至1983年我開始在家鄉草屯鎮的漢人田野調查工作，才逐漸和劉先生接觸多起來，當然都是我到他的辦公室跟他請益。他在學問上、思想上影響我甚多，我能夠在台灣傳統漢人社會與民間信仰的研究有一點小成績，不能不歸功於他作為先驅者的示範作用。
每次到劉枝萬先生的辦公室，他一塵不染的辦公桌，大大的桌面上永遠只有他正在工作著的書或文稿，辦公室井然有序，沒有什麼雜物，書架也非常整齊，這實在讓我非常讚嘆，想學却永遠也學不來。
可以說劉枝萬先生是個純粹主義者，不只辦公桌純淨，他的一生也非常純淨，永遠只有一個重心（focus），就是學術研究。我曾經接受國史館的委託，進行劉枝萬先生口述史的研究，從2006年4月開始有一年半的時間，我每週要去他家一次，剛開始訪問他的時候，看到他家的書房中，一大片桌面上整齊地並排著他想要閱讀的書，真是嚇一大跳。一直到退休的歲月，他仍然保持著閱讀的習慣。
他在學問上的專心致志，實非像我這樣「雜湊」的人可比，他一生從沒在大學教過書，只有1966年因為宮本延人（1901-1987）在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客座一學期，他擔任隨堂翻譯，而短暫的成為台大的兼任講師，沒教過書，沒做過行政，也不搞社會運動。不只這樣，他因為有個賢內助，家務上全無後顧之憂，沒有後顧之憂，並沒有讓他拈三惹四、東搞西搞。有些學者搞權位、搞派系、搞地盤、搞聲望、搞利益，而劉枝萬先生只是悠然自在、靜默無爭地做他的純學者。這樣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者典範，我也只有在他的同輩、我的業師劉斌雄先生（1925-2004）身上看到，但劉斌雄先生至少還教過書，也還趕鴨子上架當過中研院民族所的所長。所以劉枝萬先生實在可說是一個空前絕後的純學者，單單就一個學者的純粹度而言，劉枝萬先生可說立下了一個無可取代的典範。
也正是這樣純粹的專心致志，讓他可以在未入學院之前，還在擔任埔里初中教員的階段，就努力著述，耕耘他的學問，這是他學術生涯中鄉土研究的時期（1946-1952），共有三本專著出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今年即將復刻出版）。隨後在南投縣文獻委員會任職，接著進入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省立博物館，任職省博時，還兼職於台北市文獻委員會，這是他從事文獻工作的時期（1952-1965），共有十本專著問世。其實他在研究家鄉埔里的時候，就把整個中部地區當作他的研究範圍，這主要是因為埔里是清中葉以來中部地區各處的平埔族匯集居住之處。到省文獻會任職之後，由於寺廟調查工作的展開，他的研究範圍就擴大到全台灣了。而任職省博期間，他也同時在中研院民族所兼職。及至進入民族所專職研究之後，這是他學術研究的時期（1965-2018），共有七本專著發行。他從實際的建醮祭典之研究開始，而進入道教研究與民間信仰研究的領域。一生孜孜耕耘，著述不斷，即使退休之後，仍有大部頭的學術專著出版，這本遺著《臺灣の法教》只是其中的一本，最後的一本。這是許多院士級的學者也不能及的學術表現。
若是在別的國家，像劉枝萬先生的這個世代，擁有博士學位，且著作等身的學者，老早就是國寶級的大學者了，但是劉先生並不好名，也不愛張揚。他自民族所退休沒幾年，記得有一次我向他說，希望為他舉辦七十大壽的慶祝活動，他笑笑說不必了，免得閻羅王知道他的生日，提前把他抓去。2006年二、三月國史館想要為他作口述史，這是多麼光榮的事，他却不做此想，一開始他拒絕，理由是很多已經出版的口述史，當事人都很「膨風」，他不想幹這樣的事，如果不是當時的張炎憲館長親自登門拜託他，我也說不動。訪問劉先生期間，我一邊準備出版要用的圖版照片，打算採用他在日本東京教育大學的博士文憑，他却說文件都不要放：「歹看啦」，他就是這樣謙虛不好名的實力派學者。
是什麼樣的文化造就劉枝萬先生這樣的性格？是什麼樣的時代背景造就劉枝萬先生這樣默默無聲、謹守本分，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耕耘、在國際上有聲望，在台灣却不為大眾所知？有歷史學者形容他們這個世代是「無聲的世代 」（voiceless generation），這真是劉枝萬先生的世代印記嗎？屬於他們的青春年華過去了，屬於他們應該發揮、發聲的年歲過去了，他們的風範、他們的典範卻不該被遺忘。
《臺灣の法教》這本書是劉枝萬先生的遺著，他生前戮力耕耘的一本書，就像他以前的專著，都是先寫日文，之後才會有中文版，可以看得出來他日文的功力，他的中文一向簡潔，想必日文也是有古風。他生前，我沒看過他的書稿，只知道他大概在寫法教的東西。在他退休後的研究過程中，本來石井昌子教授一直跟他合作協助他，石井教授過世之後，他獨自一人默默持續不中斷的研究書寫。我最後一次去看望劉先生應該是他過世之前一個月，他跟我提到書稿已經完成了，我完全不疑有他，因為他說完成就是完成了，就是不需再有一字增刪那樣，心裡也著實為他感到高興。
過去法教的內容常被放在道教裡討論，但是臺灣存在諸多的法派，呂（門字邊）山、徐甲、三奶、普庵等派，各有各的法術內容，各有各的傳承體系，但現今也不免互相參雜，互相涵蓋。但共通的是各派一定有它的符法，劉先生跟我說過符仔的研究是最難的，把最難的東西放在晚年來做，也可見劉先生在研究上的不畏艱難。有一次我帶一個學生去拜訪他，他是台北一位年輕的符仔先，家傳的符法，他拿一些符仔簿給劉先生看，劉先生很快就能看出，哪個是傳統的符仔，哪個是在通靈狀態下畫出來的符。我也帶過家在台南的一位學生所蒐集到的徐甲派的符簿，去給劉先生看，他看了也是很高興，一直詢問細節。
把法教從道教研究中獨立出來討論，成就這一本書，或許是劉枝萬先生的用意所在。我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但是我喜歡觀看道貌岸然、行禮如儀的道士演法，也喜歡看光著腳、綁著頭巾、圍著龍虎裙的法師演法，兩者都是臺灣重要的儀式傳承，而法師的演法無寧更接近庶民，更能符應民間的需求，更原始，也更接近薩滿主義（shamanism）的表現。所謂的道法二門一詞指涉臺灣北部的正一派道長兼紅頭法師的屬性，道法二門也意味著兩者的不同，只是有些人兩者兼習罷了。
劉先生的這一本最後的遺著能夠順利出版，最應該感謝的是風響社的石井雅社長，作者不在的情況下要完成一本書的編輯、排版、校對、印刷，艱辛可想。感謝他不畏艱辛，而且能在劉先生週年忌日之前，讓這本書公諸於世，這樣有效率、信守承諾，若不是兩人之間長久的情誼與默契，難能達成。石井社長還特別在今年年初劉先生的週年忌日趕來臺灣，前往劉先生的墓前獻上這本書，情義可感。這本書是劉先生留給世人的最後遺著，是他的別世之作，他一生懸命、至死不渝，作為一個純學者，他用他的著作和這世間做了最好的道別，在天上的他，應該也會微笑看著他的書出版面世吧！
（遺著中的書後語是三尾裕子教授翻譯，本文有稍加增補潤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