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義從風──西螺武林俠義與匾額故事

楊朝傑／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民國61年（1972）華視推出的臺語連續劇──西螺七劍，轟動全臺，再一次打響西螺當地武術名號。該劇取材自清道光年間雲林西螺的阿善師設立「振興社」武館授徒事跡，並依小說《七劍下天山》將當地張廖姓聚落的七嵌聯莊組織改編為七位俠客。

事實上，濁水溪下游南岸西螺地區的武裝組織不只張廖複姓，還包括鍾、李、林等皆具規模，早在19世紀中葉以來就遠近馳名，一般武力劫搶難以通過當地試煉，因而留下「能過虎尾溪，難過西螺地」的諺語。西螺也因居民武術強盛，為官府倚重，前後平定幾場知名的動亂事件，如道光12年（1832）張丙事件隨北路協副將葉長春前往嘉義、咸豐3年（1853）林恭事件則偕同西螺把總李朝祥遠征鳳山。

在西螺老街上，居民稱「媽祖宮」的福興宮即典藏一方「好義從風」匾，以181字具體記載清代西螺義勇助官平亂的事蹟，因形制特殊，又關係重大歷史事件，在民國108年（2019）7月4日成為雲林縣第一件經文化部指定的國家重要古物，在《文化資產保存法》古物類文化資產的分級中僅次於國寶，並與知名的「故宮三寶」之一的翠玉白菜古物等級相同，意義非凡。

「好義從風」匾的形式與內容

「好義從風」匾是道光13年（1833）懸掛於福興宮至今的既存古物。根據福興宮第九代住持永念（1825-1868）原記，後經西螺街士紳魏照洲（1848-1919）重新抄錄的《福興宮事略》，其中「匾」條目，列舉同治7年以前既存廟內的五方匾額，分別為乾隆15年（1750）「護國庇民」匾、乾隆35年（1770）「莫不尊親」匾、嘉慶24年（1819）「寰海尊親」匾、「母德敷天」及道光13年「好義從風」匾。由此記載得以證明，該匾於同治7年以前即已經存在福興宮，並非由他處移來。

「好義從風」匾是以樟木整料未經拼接的方式製成，全長195公分、寬67公分、厚4.3公分，匾額背後以鳩尾閂榫加固，防止木匾變形，展現清代製匾的工藝。同時，透過檢視匾額正面仍可見清代的基底塗裝材，包括粗打底、細打底、顏料層等結構。民國69年（1980）福興宮整修期間，由時任主任委員的張春發委託彩繪匠師許報錄整理，始新添四周的深綠色漆層及木頭邊框。民國108年（2019）由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吳盈君修護團隊，透過X光來進行檢視，發現在新添的深綠色漆層底下，還隱藏著環繞匾額一周的捲草紋飾，依匾框風格判斷，該匾曾在清末日治初期經過整修。雖然幾經後代的重新塗裝，但仍保留少許硃砂髤塗的顏料層。藉由上述發現，學者研判道光13年「好義從風」匾最初應為素面無框，紅色底漆施以貼金字的木匾。

在工藝表現方面，該匾中行「好義從風」四字字體採「雙線陰勾」雕製而成，即俗稱的「笑竹式」之仿陽紋刻技法。上、下款為陰刻字體，上款為「道光拾叁年捌月 吉旦」；下款字數較多，內容是「義者生人立命之大，原不容一日或昧者也，然求其油然、曉然於心者，恆尠有能景從大義、戡亂禦侮為國宣勤者，其風不足尚耶！道光壬辰孟冬之月逆賊張丙等謀亂嘉城，本協鎮親率隊伍剿禦，招募義勇共矢同仇。爾西螺、布嶼保，鍾、廖、李、林及各姓氏人聞風雲集，執鐙隨鞭，隨同守禦，爭先賈勇，殊堪嘉尚。茲當大功告竣，爰撰數語於額，用旌尔善，願尔等同鄉共井，敦崇名教，永固苞桑，齊享太平之福於無疆，云爾。北路協鎮府葉給」，內容既含讚詞又述緣由與目的，可謂是一語意完整的短篇文章或告示，這種體例在臺灣傳統匾額中數量不多。

「好義從風」匾採傳統國字由右至左直式書寫格式，字體為楷書。同時，此匾也具體呈現了清代官員頒贈紙本文書予地方社會後，被地方社會轉化為匾額的實例，因此從匾額上可以見到與清代官方文書相同的表現形態，如落款不書全名：「北路協鎮府葉　給」，以及「國宣勤者」一詞中，象徵朝廷的「國」字時，會以提高一格不齊頭，表示崇敬，皆可以說明清代民間社會將官文書落實於匾額工藝的藝術表現。

道光十二年的張丙事件

現典藏於福興宮文物館的「好義從風」匾，關係道光12年（1832）的張丙事件。張丙事件是發生於嘉義縣及南、北路的民變，造成清廷駐臺的官員、家丁、幕友及士兵二百四十餘人殉難，對臺灣社會造成的影響不小。張丙事件的爆發起因於私售米穀與官商勾結。道光12年夏旱，中國內地米價騰貴，商人搶購臺米運銷內地，影響所及臺米價格也隨之暴漲，不久彰化爆發了搶米風波，各地也陸續禁止米穀販運出鄉。店仔口地方（今臺南市白河區），在張丙的倡議下也禁止米糧出口。張丙原籍福建省漳州府南靖縣，自祖父開始就在嘉義縣城以南的店仔口販魚為業，素日好交友，能「一呼數百人」，是當地的領導人物。同年5月，米商陳壬癸在店仔口購得米數百石，無法順利運出，於是行賄店仔口的生員吳贊，希望能協助庇送出鄉。吳贊有個遠親吳房，平日為盜，當時他聽說了米穀出鄉一事，便夥同詹通等人，半途劫糧。吳贊一氣之下前往嘉義縣衙告官，並且指控張丙涉嫌劫走米糧。嘉義知縣邵用之聞訊後，便立即將吳房緝捕歸案，同時通緝張丙。張丙懷怨嘉義知縣不治吳贊與米商勾結，又恨極了吳贊誣告，於是與詹通等人聯手，欲尋吳贊報復。吳贊聽到消息後，乃攜眷在邵用之的庇護下避居嘉義縣城。張丙悉聞後，更加篤定邵用之是收了吳贊的好處，對邵的憤恨達到了極點。 此時，嘉義縣城北方的崙仔庄（今嘉義縣新港鄉北崙村）發生了閩粵械鬥。事情起因於崙仔庄的閩人陳辦，他的族人竊取粵人張阿凜的芋葉，被張出言羞辱，陳辦得知後，便帶人將張的芋田搗毀。張阿凜是雙溪口（今嘉義縣溪口鄉）粵庄的大戶，自然嚥不下這口氣，遂於閏9月10日，派人焚毀陳辦的住家，爆發了閩粵械鬥。

同月20日，陳辦聯合了張丙、詹通等人，聚眾三百餘人圍攻雙溪口，陳辦等焚搶附近粵庄，搶大埔林汛防的器械。當時總兵劉廷斌聞訊追捕，張丙認為官府偏袒粵人，加上對邵用之的憤恨，於是與詹通豎旗謀反。10月由張丙率眾出擊鹽水港佳里興巡檢署，攻掠下加冬、北勢坡、八槳溪防汛，先後戕殺嘉義知縣邵用之、臺灣知府呂志恆、南投縣丞朱懋後，自號「開國大元帥」，分大小四十二股，正式豎旗抗官。道光12年10月3日起，張丙以嘉義縣境為主要活動地區，率眾圍攻嘉義城，並且到處攻汛、戕官，在謠言的推波助瀾之下，接鄰的彰化縣和鳳山縣亦有不少人響應。當時，臺灣鎮總兵劉廷斌等困守嘉義城，歷時三個月守禦，又有浙江提督王得祿勸諭地方施行聯莊、其弟王得蟠糾集義勇守護嘉義城，最後動亂由福建陸路提督馬濟勝帶兵渡臺，聯合臺灣總兵劉廷斌共同平定事件。

北路協副將葉長春雇募西螺、布嶼保義勇

清代臺灣縣級以下的村莊秩序，通常有賴民間組織維護社會安定，施行保甲本為防範、圍捕賊盜以維持治安而設；團練以保甲為基礎，各戶派團勇，施以軍事訓練，一面防守鄉土，另一方面補強兵防不周。自道光12年9月事件爆發以來，朝廷不斷徵調義勇協防，但舊虎尾溪以南的嘉義縣境多已淪為官方眼裡的「匪徒」張丙的勢力範圍。虎尾溪以北的西螺街，因官道所經，又為要衝中點，臺灣鎮總兵劉廷斌以「抑駐西螺以顧彰化」來指示防守，顯示西螺是扼守張丙夥黨攻克彰化縣城的門戶，軍事地位重要。根據劉廷斌奏報朝廷提到：「二十四日酉刻，具北路副協將葉長春稟接，本職札調彰化大甲弁兵，添雇向來得力義勇共七百名，鹿港廳王丞送到屯丁二百名，於二十三日抵西螺……」，說明了北路募集的義勇、屯丁多匯聚於西螺，再一同赴嘉義城平亂。

此外，劉廷斌又云「札飭該協在西螺一帶多雇得力義民來嘉夾擊」，說明劉廷斌命令葉長春於西螺雇募義民同赴嘉義協防。而葉長春也在道光13年贈與西螺及布嶼保義勇的「好義從風」匾上寫道：「本協鎮親率隊伍剿禦，招募義勇共矢同仇。爾西螺、布嶼保，鍾、廖、李、林及各姓氏人聞風雲集，執鐙隨鞭，隨同守禦，爭先賈勇」，即指道光12年農曆10月時、張丙事件發生後，嘉義縣城陷於「匪賊」所佔，臺灣北路協副將葉長春本人，親自率領軍隊剿亂，同時還招募義勇，共同立誓，一致對付張丙勢力。西螺、布嶼保（今西螺、莿桐、二崙、崙背四鄉鎮）的鍾、廖、李、林等大姓及其他各姓氏人民均能快速地響應號召，持燈照明、攜帶器械隨同官府前往守禦，且爭先效命。這段文字顯示奏摺與匾額在西螺雇募義勇協防上的說法一致，而匾額更進一步提到葉長春於西螺雇得的義勇為鍾、廖、李、林等姓的居民。

關於葉長春的事蹟，在《彰化縣志》卷七‧兵防志，軍官〈北路協副將〉記載：「葉長春，漢軍鑲紅旗人，公中佐領。」葉長春從道光8年（1828）3月即派駐臺灣，擔任臺灣北路協副將。副將是從二品官的高階武官，在臺、澎眾多文武官員中品階僅次於總兵，卻遠高於文官系統的知府、知縣。而葉長春所任職的臺灣北路協官署設於彰化，是掌管臺灣府城（今臺南市）以北的軍事機構，分為中營、左營、右營三營，統馭彰化縣、嘉義縣及淡水廳三屬之兵力，而轄區高達三百公里以上，涵蓋了四分之三的臺灣西邊陸地。因此，道光12年張丙事件爆發之時，即由葉長春率領北路協營兵、招募義勇攻剿嘉義城。

掛匾西螺街福興宮

道光12年12月，張丙事件即告平定，臺灣道府等各官員撫諭百姓，辦理善後事宜，同時開立獎懲。當時彰化縣轄下的西螺、布嶼保居民助官平定事件有功，北路協副將葉長春為嘉許其義舉，於道光13年8月賜匾地方，並懸於西螺街福興宮正殿。

雖然福興宮並未留存當年官府賜匾經過的紀錄，不過葉長春最有可能的做法，大概是把西螺街的這些頭人請到彰化縣城內的北路協鎮府衙，或者在巡視西螺地方的時候，總理、紳董出來迎接，葉長春可能當場說了感謝及鼓勵義勇的話，最後被做成官府指定、認可的「匾式」或「匾音」，最後被贈與匾式/匾音的「西螺義勇」委託工匠製成匾額。總之，清代官府對於官方贈匾具有一定規範，匾音上頭蓋有關防，表示官府對於匾額用字、形制上已經完成確認，民間並不能恣意而為。

當時葉長春與西螺街紳董選擇掛匾於西螺街福興宮，亦具有指標意義的考量。首先，從廟名上來觀察。自清代以來，西螺當地人皆以「媽祖宮」稱福興宮，象徵該廟為西螺保內各街庄的祭祀媽祖的主要信仰中心。雖然清代西螺保境內主祀媽祖的廟宇不少，香火亦頗為鼎盛，但都不被居民稱為「媽祖宮」。例如離西螺街不遠的新街廣福宮居民稱「新街廟」。基本上，從上述西螺居民對於媽祖廟的稱呼，可以說明地方社會普遍認為福興宮的信仰地位較其他廟宇高，因而成為西螺保、布嶼保境掛匾的首選場所。

其次，福興宮所在的位置為西螺街，是清代西螺溪下游南岸商業繁盛的市街，又為官道所經，商業及軍事地位重要。當時生活於西螺街的商人及業戶，掌控了西螺及布嶼保境這片濁水溪下游南岸大量的土地，在地方社會頗具影響力。這些掌握經濟實權的商賈及業主積極參與福興宮廟務，以取得地方社會的象徵資本。這從保存於福興宮內的古匾、碑碣，常可見業戶、舖戶等頭銜即可說明。

再者，媽祖是清朝官方的祀典神祇之一，是跨族群的信仰。根據周璽纂修的《彰化縣志》卷五‧祀典志記載：「天后聖母廟：一在西螺街」，為福興宮收錄官方志書最早的記載。道光年間，西螺街的大廟有福興宮、伽藍爺廟、廣興宮、倉聖人祠、朱文公祠、魁星樓。廣興宮主祀三山國王，為廣東省潮州府轄下九縣移民的信仰，特定人群的信仰色彩濃厚。一般而言，非廣東移民並不信奉，在西螺街的影響力有限。相對地，福興宮因主祀「國朝祀典」的媽祖，在清廷的推波助瀾下，自然成為跨族群的普遍信仰。

整體而言，清代臺灣民間經常以官方所賜之匾為榮，視為提升自身地位的一種殊榮。因此，匾額的政治性與正統性，再現了廟方和官方之間的文化資本。而且匾額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意涵和集體記憶的面向，往往是一體兩面的。特別是「好義從風」匾更是說明了政治、族群如何被彰顯在物質文化上，以及清代官員如何透過贈匾的手段來達到地方治理，也見證了西螺地區鍾、廖、李、林等大姓助官平亂的光榮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