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五月節：你知道端午節不只是一個節日這麼簡單嗎？

在臺灣，現有關於「端午源起屈原」的各類文獻紀錄，大多是模寫自漢籍古典文獻，為端午節尋找一個快速解釋，所以在文字裡很難看到來自民間價值觀的累積，或是民俗社會內部的深層紀錄，甚至你也看不到民間思想傳播的變化與轉折。這種單一情節與僵化的敘事，與普遍民間傳承的現實狀況完全不同。

事實上，無論敘寫故事的文筆能力或語言狀況如何，這樣一個情節，只是來自文獻裡的傳抄版本。真正來自民間的故事，根本不會考量歷史文獻書寫內涵為何，前後關係，甚至不那麼簡要與工整。因此，我們得以從中國幾個地方真實採集到的口傳故事，來發現文獻版本與民間傳承的差異。

大約在明末清初這一段期間，原本在歲末懸掛或張貼鍾馗圖的習俗，發生了一點變化。因為鍾馗抓鬼的功能與端午驅邪的節日意義相符合，漸漸的就有人同時在歲末及五月端午都掛鍾馗畫。與端午結合後的鍾馗圖象因此產生了新的圖象元素。例如，較精緻的文人鍾馗畫中為了突顯出端午的時令，伴隨鍾馗出現的除了小鬼外，還會有當令的粽子和石榴花、葵花、艾葉、菖蒲等等景物的細節。例如任伯年的「簪花鍾馗」，鍾馗頭上簪的是當令的石榴花，華喦的「午日鍾馗」圖，鍾馗閒坐賞錦葵，身後几上則有粽子和其他果物。

清代以來，這座繁華港埠城鎮經常隨著氣候漸入夏暑而陷入恐懼，夏季濕熱使病源孳生與傳染，且貿易造成人口移動，使得境內傳染與境外移入的鼠疫、霍亂疫情頻傳，面對疾病致命、大規模傳染，初民社會容易以神佛降災或歹物仔作祟來詮釋，人們在絕望無助之際，只能將驅役想法寄託清水祖師，遂開始舉辦迎神遶境活動，希望驅趕瘟疫，解除集體恐懼。

民俗反映出人群的集體活動及其社會意義，淡水清水巖清水祖師遶境強調從信徒本身到地方都是一體，透過每年舊曆4月15日信徒到淡水清水巖寫四方金，可以看出地方居民的參與，對於平安的渴望，之後在5月初5日請老三祖安四方、5月初6日巡營、5月初7日收兵，遶境的一系列儀式是為淡水街庄民眾生活文化的其中一環。

淡水清水巖與四個外營的位址呼應五虎崗的範圍，老三祖隊伍保持著由人肩扛輦轎徒步的方式，彌補蓬萊老祖隊伍無法行經窄巷的問題，這路線不僅行經清代就已發展出的聚落空間單元，更隨著淡水的都市化，因應居民信仰需求而不斷地調整老三祖的遶境路線，使窄小巷弄中的住戶、新開發住宅區的住戶都有清水祖師遶境，反映居住於淡水的人們對於所處地理環境的認知，經由儀式使之成為宜居、滿足精神需求的生存場域。

這些端午儀式有個人、有家庭、也有社區群體，讓端午節既有個體驅疫治病、健康照護的特徵，同時也有潔淨住家、維護社區安寧的表現。龐大多元的儀式文化，提供各種超自然想像，用以平安度過這個充滿艱險惡疫的時節，有趣是，端午節各項儀式幾乎都與水有關，不僅進出水域，也常在水邊舉行儀式，進出水陸兩大空間之間，似乎也隱含著這個節日的特殊性質。

理論上五日節的香包裡裝的香料，應該要含有具有藥性的香料。配戴驅邪香包，等於是在身上攜帶具預防功能的藥材，不只是美觀，也有驅蟲保健的目的。隨著衛生環境大幅的改善，香囊驅除瘟疫邪毒的功能，逐漸被淡忘，而簡化成為五日節的裝飾民俗。上個月，筆者看到一款進口的香包，是電影《冰雪奇緣》中的艾沙造型，按壓艾沙的肚子，就會開始唱起流行歌曲〈小蘋果〉。這種帶著化學香料的玩偶，已經和五日節香包的原義完全脫節了，而且對身體只怕有害無益。

傳統臺灣的香包，稱為香芳（hiunn phang），或是虎仔香（hóo-á-hiunn），一般都是家庭女性自行製作，而非巿場上販售的商品。過去的社會物資條件缺乏，香包都以碎布拚縫，所以形制較小，一般以別針別在胸前，而不是目前巿面上以紅絲繩垂掛胸前的尺寸。除了自家製作之外，如果鄰里過去一年有新嫁娘，則兒童們就會在端午時向新嫁娘索取香包。因為新娘的喜氣，使得她作的香包更具有驅邪求吉的效果，所以新娘在未嫁之時就會積攢布幼仔（碎布），製作香包，以備夫家鄰里的兒童索取。一來展現自已的女紅精巧，二來也藉著禮物奠定在新的家庭、社區的人際網絡。據說，如果不準備香包分送鄰里的小孩，則新娘未來生的嬰孩會「臭頭」（染上癩痢頭）。

為了避免瘟疫之發生，除了基本的漢醫藥以及向保生大帝、神農大帝等醫藥神祈求之外，最興盛的反倒是延請道士舉行「瘟醮」，祈請行瘟使者不要行瘟，更進一步希望將可能的瘟疫帶走，而這些行瘟使者最為人熟悉的，就是盛行於臺灣西南沿海、澎湖地區的瘟神王爺、千歲爺了。如著名的臺南市西港區三年一科的「西港香」王醮，每在陰曆四月中旬舉行（三年一大科，其餘兩年亦有請王，未遶境）即是最佳的例子。此外，由於臺灣的環境氣候不同於唐山地區，自清初以來，原本在瘟疫發生之後所舉行的送瘟船儀式，也變成每年或隔數年舉行一次的循環式、預防式之防疫儀式。這類儀式恰恰與端午節的「競渡驅疫」形成異曲同工之妙。在南瀛台江地區送王船習俗中，所造之王船又被稱為瘟王船，也是龍船的化身，也正與端午競渡的龍舟相呼映，王船在建造完成之後以及龍舟在下水之前都需要開光點睛，所差別的主要是送王船之前多要舉行「和瘟」、「祭船」等道教科儀。

臺灣端午節的飲食習俗頗多，大抵上可分為「儀式性飲食」與「季節性飲食」兩種。粽子是最普遍的儀式祭品，不只見於端午節，甚至在亞洲諸多國家、南島民族，都有以「葉包糯米」的相似食品，並且多半配合著祭祀行為，於祭祀後食用，具有強烈的儀式象徵意義。不過，在各族群文化脈絡中，不管是形制、名稱、內容物，甚至是包裹方式，「粽」的概念都有所不同，祭祀時間也有很大差異，甚至食用時間點也大有不同。

季節性飲食自然是指此時節的重要產物，雖較不具信仰儀式結構，卻是人們渡節時必然面對的飲食習俗；為了節日祭祀，其實也常被拿來作為祭祀品，有時，更結合了部分信仰意涵，只是儀式特徵比較淡薄。我們通常能從臺灣俗諺語中，看出這些民俗飲食的信仰或人文意義。

從自然環境來看，端午節是個悶熱潮濕、適逢雨季的時間點，民俗觀裡經常把「五」月視為惡月，甚至認為五月不能結婚，端午節在五月五日，更是惡中之惡，也因此節日習俗上，從團體慶典到個人儀式，無論是否涉及信仰觀，大抵上都展現出抗惡去煞、潔淨空間並追求身心靈清淨的思想。

 

端午節是臺灣戰後第一個被放進教科書裡的節日，主要講述屈原投江的「愛國」故事，由於情節奇特，常常有人開玩笑說，這恰恰隱喻著國家統治者如果顢頇無道，愛國志士最好選擇「自我了斷」，切莫抗議君主昏庸無能。長期以來，伴隨著國家教育體制的系統詮釋，「競渡是為了搶救屈原」、「肉粽是為了給魚蝦吃避免損害屈原屍體」，這些創作故事早已成為耳熟能詳的定見。

端午起源其實與夏至有關，臺灣環境此時經常處於「豪雨」階段，且臺灣民俗觀裡，常對「五月」有特別的「惡」感，「五」經常被認為是「誤」，所以五月不結婚，臺灣拳裡也不使用五，避免誤事。傳統端午節不僅被視為氣候轉折過渡的時節，同時也是冀求驅疫去惡的節日。

競渡本身是一種逐疫、安境的儀式，臺灣傳統競渡大多用以祈求豐收，早期競渡從未採用「龍舟」，而是更貼近生活用具的「竹筏」、「舢舨舟」、「鴨母船」等。「競鬥」與「奪勝」是過渡這個時節的核心儀式主題，在水上競賽曰：「搶水標」、「競渡奪標」，在陸地上競賽，則是「走標」（賽跑）。日本時代，是臺灣競渡意義變化的第一階段，由於端午節經常處於「始政紀念日」前後，因此殖民者不乏透過始政紀念活動，結合此時的競渡民俗，製造官民同歡場面，渡過這個政權交替的重要紀念日。

戰後，競渡變化發展更加劇烈，尤其是過去未曾出現「龍」造型的「龍舟」開始大量出現。目前臺灣第一艘有「龍」造型的競渡船，在現有文獻資料可發現是誕生在1953年6月15日的端午節，由基隆海軍司令部舉行龍舟競渡活動，由於當時臺灣尚未有龍舟出現，也無人製造龍舟，所以採布置軍艇的方式進行，划船者皆坐姿逆划，船體用布包裹製作龍身，也自製龍頭安裝在船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