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館的殭屍穿對衣服了嗎？清朝禮服中的生與死
圖文：廖伯豪／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兼任文物管理專員
臺南市美術館的「亞洲地獄與幽魂特展」，引起全台一陣「殭屍」復古潮流，但其實該展核心物件，仍然是歷史藏品與相關藝術品的展示；有趣是，隨著殭屍劇與古裝劇廣為流傳，殭屍穿著清朝官服的形象深植人心，恰好是另一種認識古代服裝的機會。因此在驚恐尖叫之餘，我們不得不來思考看看，究竟，清朝的亡者會不會這樣穿呢？除了殭屍電影以外，有哪些服飾文化跟現在有所聯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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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南美館展場殭屍身上穿的衣服，是清代的吉服袍，一般多搭配吉服冠、補服(褂)使用，唯特定節日或場合才會單穿吉服袍。
帝王用的吉服袍俗稱「龍袍」、以下貴族官員則稱為「蟒袍」，最初的龍蟒袍以龍紋爪數為區別，但乾隆朝以後常見官員逾制亦以五爪龍紋為飾，故僅能從服色吉下擺開裾(衩)特徵進行判讀，展場中的吉服袍僅作前後二開裾，故為典型清代中晚期的蟒袍特徵。[1]清代吉服袍除了做為官服外，亦可做為婚禮、壽禮以及殮葬之高級禮服，甚至成為永留後世的傳家之寶。
清朝的官帽蟒袍，我們的「阿祖」輩也許並不陌生，畢竟，臺灣曾經歷經清朝的統治，在西洋燕尾服尚未傳入以前，補服就是臺灣漢人心中最正式的禮服；比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品中的「紳士的正裝」明信片，便是以全套吉服、吉服冠、補服作禮裝拍攝留念。日治時期的裁縫學者吉見松代曾考察臺灣本地家族傳世蟒袍，在報導指出當臺灣的官員年老退休的時候，生日當天仍會穿著官服接受親戚們的祝賀。屆時孫子們也會跪在穿著華麗榮服的祖父面前，說些長命百歲之類的吉祥話。[2]此外，總督府亦對日治初期調查臺灣風俗的記載中，亦提及一般平民男子並無官職，故婚禮所穿用之清代官服，需事先向官府繳納三十兩的租稅金，方得准許穿用七品文官冠服三日的規矩。[3]迄今臺灣家族中，亦可見有清代蟒袍傳世，如嘉義王得祿家族即有果毅伯王得祿生前的五爪蟒袍代代相傳，或透過有些日治時期遺留的老照片中，也可看出吉服裝扮的結婚相片。
相對於生事喜慶的吉服，尚有所謂凶服，即用在喪葬文化上的喪服、孝衣（俗稱披麻戴孝），依據生者與亡者在血緣上的親疏遠近，分成不同等級的喪服形式，以所謂「五服制」分成：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等五個等級[4]，至今仍影響臺灣社會喪葬禮俗的常見服飾，一般喪服在儀式結束後旋即火化。但為死者進行喪禮（亦稱凶禮）時所穿著的服飾，則不同於生者的喪服，可以稱之為殮服，為死者入殮之服，是要永久伴隨其於地下生活。受到儒家文化「事亡如事存」、「孝莫重乎喪」的思想影響，喪禮被視為人一生中最大的禮儀，因此頗受重視，也得要尊崇其若如生者一般穿著。
是以若為一般平民百姓辭世，多以絲質多層次的長袍馬褂為殮服，這種服飾造型又以藍長袍、黑馬掛最為普遍，也是民國以降常見的傳統禮服象徵，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也不乏士紳階層穿著如此服飾造型；延伸為殮服，自然也是有種尊重亡者的表現。如果是官員亡逝，則以生前官員吉服為死者入殮，作為厚葬的體現，也能呈現生者對逝者的孝道與崇敬。[5]因此在兩岸清代墓葬中時有因考古發掘、工程開發或盜墓發現以清代官服殮葬的案例，如清定東陵慈禧太后梓棺中即以龍袍作為殮服。
殮服既然如生者所穿著般珍貴，自然就會吸引盜墓者覬覦，因此許多墓穴常會發現為了利益而使古墓盡毀，致使遺骸曝屍荒野之現象，或有工程開發導致墓穴遭到破壞的而曝骸露骨的問題，這些人為的破壞，其實往往比身穿官服的蔭屍還來得更恐怖，而就在你我生活中，臺南市的水交社遺址以及南山公墓中，即曾發現清代吉服專用帽頂，這顯示過往有官員在此落葬，其中就有誥授朝議大夫的張虞廷墓，出土有四品藍色涅玻璃吉服冠頂，極為珍貴。[6]
在本次展場上，或許礙於藏品限制，殭屍頭上沒頂戴、袍子沒繫腰帶，也忘記幫這些「假先人」外搭補服，整體造型方面與清代官員所穿的吉服相較不完整，也與殭屍電影中的造型有些微不同，尤其，臺灣墓葬文化中，除王得祿等知名官員外，其實相對罕見蟒袍殮服；因此，過於簡要的展示，其實引發相當多討論。
不過，透過以上的介紹，我們也期許觀眾能在進館參觀「亞洲地獄與幽魂特展」，感受殭屍裝置帶來的驚奇之餘，重新認識曾經出現於臺灣的喪葬文化，以獲得更多文化思考。此外，除了受到殭屍吸引進到展間欣賞文物展示以外，本次參展文物種類也相當多元豐富，如臺灣歷史博物館首次公開的《十殿閻王圖掛軸》，是早期法會的功德畫，亦能讓觀眾藉由一系列的繪畫作品感受傳統文化如何建構死後世界的維度，並透過圖像中的警示訊息展現對生者世界的關懷，也讓即將到來的鬼月增添更多藝文氣息。
[1] 廖伯豪，〈華服彰祿-從王得祿蟒袍談清代官員吉服〉，《故宮文物月刊》，2016年9月，402期，頁47-49。
[2] 吉見松代，〈男子禮服〉，《民俗臺灣》(4輯，臺北：武陵出版社，1966)，頁235。
[3] 月初皓，《臺灣館》，臺灣：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協賛會，明治36年(1903年)8月30日，頁46-47。
[4]詳見丁凌華，《中國喪服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9-10，
[5] 徐永慶、何惠琴，《中國古屍》，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年12月，頁241-242。
[6]廖伯豪，《清代官帽頂戴研究：以臺灣考古出土與船次文物為例》，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21年9月，頁109-111；盧泰康、李匡悌，《發現臺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台南：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09年11月，頁67-69。